一九九二年八月，我曾光顾同一食街，食品平平无奇，与香港的相去甚远。一九九三年四月，周老弟带我去该食街品尝，觉得与香港最佳的上海菜不相伯仲。想不到，这次十月重临就觉得胜了香港一筹。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是　那食街的食肆是个体户私营的。当朋友们坐在那里又吃又喝时， 经济学鼻祖斯密（Adam Smith）一七七六年写下的话在我脑中转来转去　“我们不是因为做面包的　酿酒的或屠夫的仁慈之心而获得晚膳，而是因为他们要赚我们的钱。”这样显浅的道理，为什么中国的执政者要到今天才知道　十月二十三日是会见官员的日子。经弗里德曼的要求，清早我们和几位国营企业的主事人吃早餐，畅谈这些企业搞股份制的多种问题。跟我们会见了李铁映先生，中午时和上海一位副市长进午餐，下午造访了一位老朋友――前上海市长汪道涵。说实话，到了上海这样多姿多彩的城市，只停留一天多的时间，“见官”总觉得有一点浪费。不过，那天早上与国营企业的主事人畅谈，在知识上倒获益不少　李铁映看来一表人才，但见面的时间短，难以体会到这位执政者的深度，引以为憾　沙麟副市长言论开放，也有见地，但他有报喜不报忧的意向，所以在说服力上，不免打了一点折扣。我最欣赏的还是汪道涵。这位前市长谦谦君子，很有风度。他摆明是一个高官，但一举一动显得那样平易近人，看不出有什么故意造作。香港的某些高官应该拜他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