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林毅夫在北大朗润园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可不知道自己被安排了到那里讲话。我告诉易宪容北京之行会有半天空余时间，过了一天他响应说替我安排了北大。但北大可不是朗润园，后者卧虎藏龙之地也。这个“乌龙”将会是一个典故，足以传为佳话，因为有如下的故事。奇怪是身在北京的易宪容似乎事前事后都不知情。

据说朗润园有一位姓夏的“博士后”青年，发表了一篇长达八千字的文章，为了压制那所谓“张五常热”而大骂张五常，好些刊物及网页都转载。又据说各方英雄好汉回应了近五万字，闹得神州风风雨雨。其中成都高小勇的《五常之谤》长达二万多字，写到

结尾流下泪来，读者无不哗然。

这些是本年四月初，太太和我到成都四间学校讲话之前的事。飞成都的前几天，另一件怪事出现了。那里一份报章说我是诺贝尔奖候选人，瑞典有关人士正在搜集资料云云。空穴来风，应该是胡说八道，但国内读者最多的新浪网把这报道放在头条，使不少朋友纷纷给我电话，有些甚至以为我获了奖　尴尬的事，以此为最。

后来在四月我两访神州，所到之处，诺奖的话题必被问及，而每次我答没有其事，或全不知情，但总有刊物说是我加以证实了。无疑是中国青年的一厢情愿，希望我获奖，但这样的“新”闻出现在“张五常热”的大吵闹中，不免火上加油。空穴来风，风从哪里来　前思后想，一个可能是两年前我重印英语旧作《佃农理论》时，请一位瑞典朋友写《序》。该书后来译成中文，而该朋友曾经是诺奖委员会的主席，在书袖上介绍了他。这“序言”把我捧到天上去，是客套的应酬，误导了中国的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