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支持还是批评《亲爱的日记》是纯粹自传（或是一部尽可能地接近这一理想的影片）这一观点的人，都是基于影片某些特定片段的特征作出判断，并专攻形式这一层面的，忽视了其他片段和其他特点。这些支持或反对莫瑞蒂作品的自传特点的类似争论也可以用在《两个四月》中，这是第二部以“南尼?莫瑞蒂”为主人公的影片。譬如，《两个四月》中包含导演的场景都是在他自己家中拍摄的，他的家庭成员也参与其中，这一事实强化了我们正观看着莫瑞蒂自己的生活的印象。但另一方面，许多亲密场面中的幽默色彩，如莫瑞蒂伴侣的怀孕，他孩子的出生，以及他在谈及自己儿子时的那些心理学扯淡，都暗示着导演与他所描绘的事件保持了某种距离。而这种距离在真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尤其是在诸如孩子出生这样五味俱陈的时刻。此外，莫瑞蒂在《两个四月》中所说的与他在真实中的表现存在着重要的不一致，例如，他宣称要阻挠儿子成为一个演员，同时却又在影片的一个主要部分里为小彼得罗“分派”了角色。

我们对这两部影片的自传特点所持的观点依旧追随本章的普遍姿态：完全或纯粹的自传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谈到“自传效果”并分析实现此种效果的途径。在《亲爱的日记》和《两个四月》中，实现自传效果的首要途径，是使用某种看似作者日记的事物。

日记被广泛地假定为最大程度地忠实于自我的艺术表达形式。托马斯?马隆（Thomas Mallon）认为：“一个人可以阅读一首诗或一部小说，而无需想到了解它的作者，看一幅画而对绘者一无所知；但一个人在阅读日记时不可能感受不到正在接近其作者。没有哪种表达方式会这样公然让表述者抛头露面：日记乃道之肉身。”（Mallon，1984，xvii）马隆把日记定义为“私人、日常、迷人、肮脏、崇高和乏味之物的载体--一句话，它是一切的编年史”（1984，第1页）。日记经常被认为是一种副文学（para-literary）形式，它不比纯文学，因为与要求相当程度才华的诗歌和小说相反，人们认为人人都能够写日记。如马隆所言，“日记写作是可怜人的艺术”（1984，xiii）。这种观点排除了一个可能的区分，即在“可怜人的日记”或纯粹私人的日记，和包含更广泛意义和诉求的日记之间的区分。有许多日记达到了艺术的地位，譬如萨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的日记，几个世纪来一直都是这种写作形式的典范。

只是在近几十年中，写日记的概念才延伸出了传统的书写形式领域，相应的，日记和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边界也变得模糊。“日记”一词如今经常被用在主要甚至纯粹是视觉形式的作品上，如克里斯蒂安?伯尔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和达伦?阿蒙德（Darren Almond）的摄影，艾玛?凯（Emma Kay）和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凭记忆画就的地图，约翰?巴尔代萨里（John Baldessari）的绘画，特蕾西?艾敏（Tracey Emin）的百纳被和录像作品。“日记”一词也可以用来指一些电影导演的作品，如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德里克?贾曼、斯坦?布拉哈格和帕特里克?凯勒（Patrick Keiller）。尽管这些电影工作者都被看做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与电影的激进代表，他们的影片在风格和内容上却是差异巨大的，这也证明“日记”不过是一个硕大的筐，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艺术趣味和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