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分辨不出一部电影背后的作者特征时，不能简单地把原因推到影片的叙事本身去，从而编造出种种理由：它有时隐藏了很多信息，它经常限制我们的认知，它激发好奇心，它创造一种风格，等等。认定每部电影背后总有一个叙述者或潜在的作者，就是沉湎于人神同形说。

在电影研究的历史中习惯于为电影寻找一个作者，同时导演在电影创作中的角色和责任，在评论上经常被划分为商业性的（美国导演）和艺术的（欧洲导演）两种。对电影作者身份的鉴别，与争论某些电影是否与其他个人的艺术作品（如文学、绘画、音乐或戏剧）具有同等的艺术地位，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欧洲作者导演的作品总被假定拥有艺术自主权：它们能表达个人的想法，吸引少数见多识广的观众。这点与受束缚的合同技工式的好莱坞导演形成对比：

除了罕见的例外……好莱坞电影不能给予导演甚至制片人一个作者的地位。相形之下，欧洲艺术电影却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工序（评论、电影节、电影回顾展）来铸造诸如“伯格曼”（Bergman）或“费里尼”（Fellini）这些不比“毕加索”（Picasso）逊色的个人商标。

最终，在制作者和评论者的潜意识中，电影的分类变成了以制作电影时的诉求及目标观众为依据。在宣传和评论那些具有“个人特色”的电影导演时，着重他们的名声和过往的作品；反之，则将好莱坞电影与确定的类型（西部片［western］、恐怖片［horror］、科幻片［science fiction］）或有类似明星阵容的影片相比较。在标准的线性叙事电影制作的模式下，好莱坞电影被分成多种常规的类型，其实艺术电影（以及所有非美国电影，特别是非英语电影，不考虑它们制作时的“艺术”和“商业”环境，都在它们制作国家之外被看成或指认为“类艺术电影”）也可以拥有与作者导演人数一样多的类型和叙事模式，而这些叙事模式与好莱坞的叙事模式相比可能相似，也可能不相似。正如波德维尔关于叙事与作者身份之间的等式的结论，认定一部电影是欧洲化（作者［author］）的还是美国化（类型［genre］）的，影片的观众或“读者”具有与作者意图同等重要的作用。对于作者身份的解读，也与影片所属的民族国家电影上的特征相关，特别是涉及那些包容了流行类型、文化特性和个人表达的电影作者，以及那些同时结合了民族国家性与作者性的导演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