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他得到的名声－－欧洲电影风潮之后的艺术电影导演－－相矛盾的是，威尔似乎更喜欢好莱坞电影作者的经典叙事模式。这点解释了他去好莱坞工作的愿望，以及对法国电影理论的推崇，因为他们首先发现了霍华德·霍克斯和约翰·福特作为具有个人风格的电影作者：

我觉得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这个特别的美国电影体系中工作非常舒服，而且我认为我会在那里取得很好的成绩。我很盼望我能回去，或被带回去为那些大人物工作。

这也许并不是作者身份的决定性证据，但它是导演具有作者意图的迹象，是在早期电影作者的影响下对职业规划的表现。

获得电影这个媒体的工作知识是很困难的，同时威尔表示，他发现坚持最传统的讲故事方式是“电影制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布莱恩·麦克法兰（Brian McFarlane）和杰夫·梅耶（Geoff Mayer）曾对澳大利亚电影和英美电影的相同和不同之处进行分析，他们对好莱坞电影叙事的情节剧模式有如下分析：

这种经典电影商业上的吸引力在于它能够使大量的人将情感投入进去。它成功的原因部分在于其典型的人物性格、目标明确的故事，它还是一个详尽的故事产品，鼓励人们关注、猜测剧情的未来发展，这种猜测本质上是建立在通过重复的叙事惯例所形成的观众的期待上的。这些期待的中心就是剧情的高潮，在叙事结构精神上和身体上最关键的时刻，通常发生在下决心之前。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澳大利亚电影……它们经常被认为是没有才能的，或不讨人喜欢的，也开始开发、利用这些经典电影的元素。

对威尔的电影进行研究会发现，在他导演的澳大利亚电影，及其在线性叙事和情节剧的影响下的美国电影中，虽然都是同一位作者的电影，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他主要的澳大利亚电影的结尾或是不在银幕上而记录在模棱两可的字幕上的死亡（《悬崖上的野餐》），或是一个资金不足和模棱两可的末世景象（《最后大浪》），或是一个定格画面也许表示年轻人无用的浪费（《加里波底》）。比较一下这些有点古怪的、低调的结尾，与他的一些美国电影中的令人激动的结尾：《证人》在枪战中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毫无疑问地成为胜利者，保护了人世的清白，以及《死亡诗社》的结尾，学生们在与他们英雄般的老师告别时，热情颂扬老师的善良，这个最后时刻非常富有灵感，画面非常具有力量。巧合的是：相对威尔的两部美国电影情节剧式的挑战，他那神秘的澳大利亚电影却获得犹如情节剧般惊人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