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继续和着音乐裁剪，拱起背，思绪飞扬，直到他变成潘戴尔舰长，步下宏伟楼梯，参加自己的就职舞会。这种无伤大雅的想像，无损他的裁缝技艺。他一贯主张——这应归功于他已故的合伙人布瑞斯维特，最理想的裁剪师，天生的模仿者——不管手上裁剪谁的衣服，要让自己融入其中，成为那个人，直到真正的主人来取走为止。

接听欧斯纳德的电话时，潘戴尔正沉浸在出神入化的愉悦之中。一开始是玛塔接起电话。玛塔是他的接待员，接线生，会计与做三明治的人，一个顽固、忠心耿耿、黑白混血的小东西，一张歪斜的脸疤痕累累，满是皮肤移植与拙劣手术的痕迹。

“早上好。”她用的是西班牙文，声音甜美。

不说“哈瑞”，也不说“潘戴尔先生”——她从来不这么叫他，只用天使般的声音道早安，因为声音和眼睛是她脸上幸免无伤的两个部分。

“你也早啊，玛塔。”

“电话上有位新客人。”

“从桥的哪一边来的?”

这是他们一再重复的笑话。

“你那边。他叫欧斯纳德。”

“叫什么?”

“欧斯纳德先生。英国人。而且爱说笑。”

“哪一种笑话?”

“你对我说的那种。”

放下剪刀，潘戴尔把马勒转到几乎静音，依序拉出一本预约登记簿和一支铅笔。在裁剪桌上，众所周知，他是个执着精确的人：布料在这里，纸样在那里，发票和订单在另一边，每样东西都井然有序。裁剪时，惯常穿着他自己设计缝制的背心，前掩襟后丝背。他喜欢这件背心传达出的那种提供服务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