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梁启超论儒家哲学（选摘）

梁启超的思想复杂多变，很难将之归类。这也体现在梁启超与儒家的关系上。作为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最初也是康之今文经学的追随者。在万木草堂时期，梁启超为之激动的是康有为的“大同义”，曾决意要宣传而被康有为以时机不成熟而阻止。但是，在《新学伪经考》时期，康梁之间的分歧就开始显露，“启超治《伪经考》，时不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

梁启超的思想在1903年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他逐渐放弃了流亡日本初期甚为激烈的革命主张。张朋园等认为，在1903年以后，梁启超改变了救国的方针，1903年以前的梁启超，“与其说他是维新派，不如说他是革命派，更为接近事实，更为合理。”但值得玩味的是，他在政治立场上与革命派分离的同时，在对儒家的态度上，也不断与康有为分离。他还说：“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

深受日本思想影响的梁启超，认为思想自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尊孔的本质是“依傍”，“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

的确，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深受主张“脱亚入欧”的福泽渝吉的影响，主张打碎重来的“破坏主义”，因此，许多人认为，在康梁分途之后，梁启超在实质上已经离开了儒家，列文森和张灏等人均认为，梁启超思想的主体部分已经离开了儒家传统。对此，刘纪曜的表述最为系统，他认为“梁氏在形式上虽仍跟着传统，但是在实质上已离开传统。……在理想上，梁氏肯定追求基本的道德社会，然而却已完全放弃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在手段上，他不再以圣人作为中心枢纽，而以国民全体作为手段的诉求对象；在论证上，他除了保留形式的道德本体之信念与修养工夫之论证外，其他传统儒家在‘心性’方面的论证，都已被抛弃。”因此，他的结论是梁启超与丁文江和胡适的立场接近。

不过，也有许多的学者肯定梁启超的儒家立场，比如萧公权等。黄克武先生从四个方面论证梁启超在1903年之后，与儒家传统之间的连续性。首先是梁启超在个人道德改造的理念中，依然持道德优先的立场，这与传统儒家的为己之学是一致的。其次，梁虽然重新定义了道德的范围，将“公德”也纳入个人修养的项目之内，但这一想法的立足点是私德和公德之间的一致性，这与大学的修齐治平和中庸的成己成物的理想之间有连续性。其三，他对宋明理学中道德形而上学的部分虽然讨论不多，但是他的思想中良知的本体论和其他修身工夫是紧密相连的。最后，梁启超继承了清中叶以来的经世传统，企图解决内在道德、知识追求和外在事功上的成就的统一，并一直尝试着会通中西，这样的观念被牟宗三和唐君毅等人所继承。

梁启超与儒家的关系还有一层也被人反复讨论，即梁启超与阳明心学的关系。从严复开始，始终有一部学者认为梁启超是继承了阳明心学的基本立场和修身理念，并以《德育鉴》和抄录《明儒学案》并将之作为修身之手段等事例作为证明。但是，与佛学一样，阳明学在近代的兴起是出于对于“意志”的阐扬，而且，今文经学家对于孟子一路的偏好也会自然延续到对于阳明心学的肯定。所以也有人认为，梁启超对于王学的提倡，主要是将之作为提升国民素质的手段，而不是真正的信奉王学。

在1920年所作的《孔子》中，我们从梁启超的身上又可以看到“今文家”的影子。他在讨论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时候，以《春秋》作为孔子政治观念的载体。所以他列专门的章节来说明《春秋的性质》。首先，《春秋》非史，因为如果春秋是记录史实的，那么孔子就不是好的史家，因为春秋含有大多的褒贬和“曲笔”，如果把《春秋》看成是历史的话，既把《春秋》毁了，也把史学毁了。其次，《春秋》是孔子改制明义之书。《春秋》是一部革命性的政治书，要借他来建设一个孔子的理想国，所以《春秋》说的是“天子之事”。为万世立法则。

第三，治《春秋》当宗《公羊传》，辅之以《谷梁传》和《春秋繁露》。这一点继承了康有为将《左传》看成刘歆增裂改窜的说法。第四，《春秋》的微言大义，传在口说。第五，未修《春秋》与既修《春秋》，这两条都是在说明孔子的许多政治理想是要从《春秋》的字里行间仔细品读出来，而不能拘泥于字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梁启超对谶纬之学做了有限度的批评，但基本立场是回复到乃师康有为的今文家的立场上去了。

也许我们需要深入到梁启超的内心世界，来探索他与儒家关系的复杂性。身处新旧转换期的梁启超，经常随着自己的感情触动而改变自己的立场。正如他自己所说：“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将保守性和进取性的“交战”解释为生性上的弱点，多少是把近代士人的普遍性的困境个体化了。在列文森的眼里，这样的困境属于“理智”和“情感”的冲突，他说：梁启超在1898年流亡日本到1911年之间，在知识上离开了中国传统，但在感情上却放不开，仍依恋着中国文化。虽然，对于梁之内心矛盾是否可以确定为情感和理智的冲突，学者多有异议。不过，梁启超由康门弟子，转而主张革命，转而又主张改良，并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施展并不杰出的实际政治才能，再转向学术。不但在学术观点上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而且，在行为层面也是峰回路转。

本文就从下列三个方面来讨论梁启超与儒学的关系，当然我们的文集编辑也是以这三方面作为基本的分类原则的。

（一）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从《新民说》到《先秦政治思想史》

（二）儒家哲学

（三）梁启超和孔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