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步所受影响，令我们容易看出者为《系辞》与《文言》，其次则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乐记》等著作，大抵皆受道家影响以后，才始发生。所以曾子、子思一派讲这类的话就很多，《中庸》一篇，郑玄谓为子思作，我们虽不必遽信，但至少是子思一派所作。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所受影响更为明显。孟子之生，在孔子后百余年，那个时候，不特道家发生了很久，而且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既然群言淆乱，互相攻击，儒家自身，不能不有所补充修正。

孟子这一派的发生，与当时社会状况，有极大的关系。因为春秋时代，为封建制度一大结束，那时社会很紊乱，一般人的活动，往往跑出范围以外，想达一种目的，于是不择手段。孟子的门弟子，就很羡慕那种活动，所以景春有“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的话。可见得当时一般社会都看不起儒家的恬适精神。人群的基础，异常摇动，孟子才不惜大声急呼的，要把当时颓败的风俗人心，唤转过来。

孟子与孔子，有许多不同之点。孔子言“仁”，孟子兼言“仁义”。什么叫义?义者，应事接物之宜也。孟子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义利之辨，其目的在给人一个立脚点，对于出入进退，辞受取与，一毫不苟。所以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又说：“一芥不以与人，一芥不以取诸人。”都是教人高尚明哲，无论如何失败，有界限，有范围，出了界限范围以外，就不作去。可以说对于当时的坏习气，极力较正。

孔子智仁勇并讲，所以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孟子专讲勇，所以说“我四十不动心”，“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仁弘义，以义辅仁；仁以爱人，义以持我。这种方法，孟子极力提倡，极力讲究。

孔子对于性命，不很多讲，或引而不发，孔子门人常说：“子罕言命，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当孟子的时候，道家对于这部分，研究得很深，儒家如果不举出自己的主张，一定站不住脚，所以孟子堂堂正正的讲性与天道，以为是教育的根本。《孟子》七篇中，如《告子上》、《告子下》大部分讲性的问题，自有不必说。其余散见各篇的很多，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人之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这类话，对于当时章句之儒咬文嚼字的那种办法，根本认为不对。

孟子以为人类本来是好的，本着良知良能，往前作去，不必用人家帮忙，不必寻章摘句、繁文缛节的讨麻烦，自己认清，便是对的。这种学说，可谓对于孔子学说的一种补充，扫除章句小儒的陋习，高视阔步的来讲微言大义，我们可以说儒家至孟子，起一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