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统一天下，南北混同，车马往还，络绎不绝。因政治上交通上的统一，全部文化，亦带调和色彩，即文艺美术，亦在在有调和之倾向。最足以代表时代学风的，有两个人，一个是

颜之推，一个是王通。

一、颜之推。他是南方人，后来迁往北方，受南方的影响不少，受北方的影响亦很大。他作《颜氏家训》，对于北方严正的章句训诂，非常注意；对于北方保守的风俗习惯，亦很赞成。他的《归心篇》主张内外一体，儒佛一体，是想把两教调和起来的。

二、王通。他是北方人，亦受南方的影响。这个人，事事模仿，很像扬雄一样。生平以孔子自命，曾作《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百五十篇，《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谓为《王氏六经》，后来门弟子尊称他叫文中子。他的著作，有人说是博洽，有人说是荒唐，现在暂且搁下不讲。但他不同徐、刘一派专做名物训诂的工夫，而能另辟蹊径，直接孔子，这是他独到的地方。他对于佛教，一点不排斥，并且主张调和，亦持儒佛一体的论调。

隋代儒家，不论南北，都主调和儒佛。即如徐遵明、刘焯诸大经师，对佛教不大理会，要是理会，必定站在调和的地位，颜之推、王通就是很好的代表。自两汉至六朝，儒学变迁，其大概情形如此。

唐朝一代，头等人物，都站在佛教及文学方面，纯粹讲儒家哲学的人，不过是二三等脚色。专就儒学而论，唐代最无光采。初唐时有名经师，如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等，仍遵汉学家法。《十三经注疏》中重要之疏，皆为所作，在经学界很有名，但是实际上都不能算是他们作的，不过根据前人成绩，加以整理而已。唐人所讲各经正义及义疏，大半采自熊安生、刘炫、刘焯等著作。这一派北朝学者，对于各经的疏，考据得很有成绩，唐人把它聚集起来，加以整理，不能说是独创。其中稍值得注意的，就是因政治的南北统一，而学术上（经学）的南北混合亦随而成立。北派所宗之马融、郑玄、贾逵、服虔，与南派所宗之王弼、王肃、杜预，从前取对立的形势，至此便趋到调和的形势。

中唐以后，所谓经学家，如啖助、赵匡一流，尚能开点新局面，对于汉魏六朝以来那种烦碎支离的解经方法，认为不满，要脱去陈旧束缚，专凭自己聪明，另求新意。韩愈送卢仝的诗说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这两句话，很可以代表当时的一般精神。

他们虽有另求新意的倾向，可惜没有把门路创出来，不如近人研究经学这样的切实、精密。清朝像王念孙，是很革命的，在小学上、文法上，另外找根据。近人如王国维，亦是很革命的，在钟鼎上、龟甲上，另外找根据。这种精神，很合科学。啖助、赵匡等，没有好的工具，但凭主观见解，意思不合，随意删改。这样方法，容易武断，在经学上，占不到很高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