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我俩的结合一点儿也说不上正统。佩内洛普是萨里郡一个白人家庭的大女儿，她家人的职业地位都很高。我，布鲁诺?萨尔瓦多，昵称“萨尔沃”，则是一名爱尔兰籍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与一个刚果村妇的私生子，而随着战争的肆虐以及时间的流逝，后者的姓名已经永远地消逝了。准确地说，我出生在刚果北部的基桑加尼城（旧称斯坦利维尔）一家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紧闭着的门后，是由发誓保密的修女们接生的。对于除我之外的任何人来说，这件事听起来十分搞笑，不可能是真的，肯定是胡编乱造的。但对我来说，从生物基因的角度来讲，这却是个事实，就像记忆中我十岁那年的经历那样千真万确，你若也经历过那种事也会深以为然。当时就在刚果东部南基伍省郁郁葱葱的高原上一间传教所里，我坐在谦卑慈爱的父亲床边，看他哭得死去活来，听他一半用诺曼法语，一半用阿尔斯特式英语对我倾诉。泪水沿着他凹陷的双颊急速倾泻，门外赤道地区的大雨犹如大象的巨足一样重重地击打在绿色马口铁屋顶上，让你不由得以为整个自然界都在与他互动。

如果你问一个西方人基伍在哪，他会一脸懵懂，微笑着向你摇摇头。如果你问一个非洲人，他就会告诉你：“那里是天堂。”因为，基伍位于非洲中部，那里雾气朦胧的湖泊与活火山共存，牧场如翡翠，果林里水果甘美如蜜，诸如此类的美景奇观，不一而足。

先父享年七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里，他最担心的是，被他禁锢的心灵是否比他解放的心灵还要多。据他说，梵蒂冈罗马教廷的传教士们总是在对生命的责任与对罗马教廷的责任之间进退两难，但不管他的牧师同事们多么恨我，我都是他对生命应负的责任之一。我们为他举行了葬礼。按他的要求，葬礼上我们都讲斯瓦希里语。但当轮到我在他墓旁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时，我用希语翻译了这句话。希语是所有东刚果语言中他最喜欢的一种，因为它活力十足，表达灵活。

身为混血私生子的女婿们无法自如地融入萨里郡的富人社交圈。这种自明的传统对佩内洛普的父母同样有影响。我过去常站在柔和的灯光下，对自己说，我长大之后，看上去会更像是一个给太阳晒黑的爱尔兰人，而不是一个浅棕色的非洲人。而且我的头发是直的，并不卷曲。如果你正归化到一个新的国家里，这样的长相很奏效，但这却哄不了佩内洛普的母亲及她在高尔夫俱乐部里的女伴们。她深怕女儿在自己的看护下生个全身一团黑的小外孙，那将是她最大的噩梦。这也可能是佩内洛普对生儿育女心不甘情不愿的原因，毕竟她不想真的生个黑孩儿。不过后来回想起来，我也不能完全确定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毕竟她之所以嫁给我，部分原因是为了让她母亲大吃一惊，让她把对妹妹的注意力转到自己身上。

我觉得在此说一说先父的人生历程还是很合适的。他曾偷偷地告诉我，他的出生同我的经历一样坎坷不平。他出生于1917年，父亲是英国皇家阿尔斯特团的一个下士，母亲是一个当时恰巧路过、年仅十四岁的法国诺曼底乡村少女。童年时他就在爱尔兰斯佩林山脉里的一间小屋与法国北部的另一间小屋之间不停往返，直到他凭借着天赋的双语能力以及后天学习从而在多尼戈尔郡荒原上的一所初级神学院获得一个职位，而年轻的他也没多想就踏上了侍奉上帝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