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大家都知道，白人传教士是不准偷着生育儿女的。身为私生子，我还可以在餐桌旁或祭坛上服侍牧师，也可以去上学。但只要有教会高层人士来这里，不管他们是何种级别、穿戴何种颜色的法衣，我都会被赶到传教所教仆的宿舍里躲起来，直到他们离开，不再会发现我时，警报才能解除。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贬低牧师们的“高尚情操”，也不想责备他们偶尔“操心过度”。跟先父不同的是，他们只向同性示爱。比如我们伟大的传教演说家佩雷?安德雷，他的关爱多得让我不自在。再如佩雷?弗朗索瓦，他喜欢这么想：安德雷是他缘定的密友，因而每当看到安德雷对我袒露情意，他便很伤感。同样糟糕的是，在教会学校里，土著小孩们既不把我当做白人，像对待其他少数白人学生那样地敬畏我，也不把我当做黑人，给予我应得的伙伴情谊。难怪那时我很自然地被教仆们的低矮砖房所吸引。牧师们没有意识到，那才是我们社区真正的中心，既是所有过往行人天然的休憩地，也是大家神侃方圆数英里传闻逸事的场所。

谁也不会注意到，我就在那儿，蜷缩在砖砌壁炉旁简陋的床上，出神地听人们讲游猎者、巫医、魔法师、战士及老人们的故事。由于害怕被赶回去睡觉，我没敢出声。也就在那儿，我开始喜欢刚果东部诸多语言与方言，爱得根深蒂固。我把这些语言与方言当做先父给我留下的宝贵遗产积累起来，悄悄地修饰、提炼，并贮藏在脑中，遇到土语中的妙语或特色语言就缠着当地人与传教士问个不休。在自己的小屋独处时，我就秉烛编撰尚显稚气的词典。很快，这些神奇的词条纸片让我找到了自己，让我走进了远离尘嚣的伊甸园。那是我的领地，没人夺得走，也只有极少数人才进得来。

以前我常想，现在也想，要是上天让我继续沿着这条孤苦伶仃、前途迷茫的路走下去，我这个出身特殊的人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事业?先母的血统会比先父传给我的灵魂对我影响更大吗?但是，这个问题只是说说而已，因为我面临另一个问题：先父的前同事们不遗余力地策划怎么摆脱我。我的肤色引人争议，我掌握多种语言，我的行为举止显露出爱尔兰式的傲气，而最糟糕的是我长得帅--教仆们说，我长得像我妈--这点每天都让他们想起先父的过错。

在经历了许多波折之后，我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得知，我出生时曾在英国驻坎帕拉领事那里登过记。据他说，我叫布鲁诺，姓与教名等均不明，是梵蒂冈天主教廷收养的一名弃婴。他还说，我的生父是一名北爱尔兰海员，在我还是新生儿时，他把我托付给那位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院长，恳求她在真神信仰下将我抚育成人。随后他就消失了，也没留下联系地址。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但那位好心的领事亲笔写来的那封信里讲的大概就这些。他是梵蒂冈天主教廷的忠实信徒。他解释道，我的姓“萨尔瓦多”是由那位院长嬷嬷选的，因为她是西班牙后裔。

但他有必要这样解释吗?不管怎么说，感谢梵蒂冈天主教廷这位虔诚的信徒的帮助，我终于成为这个世界的合法一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