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缘起于1970年5月的屠杀。过分热心的州骑警向俄亥俄州肯特公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的一群举行反战示威的学生开枪，射杀了四名学生。此事成了导火索，导致了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行动。《街景》便按时间顺序记录了这些行动。斯科塞斯为学生被杀感到愤怒，他和一群来自纽约大学的学生和朋友一起（其中就有哈维·凯特尔——《谁在敲我的门？》和《穷街陋巷》的主演），投入到同仇敌忾的反战人士行列之中。这群人潮水般涌向华盛顿，开始了“越战”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战行动。华盛顿游行是《街景》的重场戏。这场戏以传统的反战口号开始，然后过渡到华尔街游行，最后将镜头对准了关键的华盛顿游行场面。结尾戏是在华盛顿一家饭店的房间里拍的，这是斯科塞斯承认他亲自拍摄的惟一一场戏。这场戏表现的是一场喧哗无序的辩论，辩论围绕着政治忠诚与艺术完整之间的关系。可以预见的是，这样的讨论不可能有任何结果。“我用电影胶片表达出：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不论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每个人都冲着其他人大喊大叫。影片在争论正酣的时候戛然而止，因为恰在这时胶片用完了！我就这样结束了工作。我想‘很好’，这是上帝的旨意。”于是《街景》就这样结束了，结束于激烈的言辞和政治表态之中，就像巴别塔上的情景：争先恐后的吵嚷颠覆了人道主义价值，而人道主义价值恰恰是斯科塞斯努力追求的。仓促的结尾反映出了斯科塞斯从《街景》这个项目里感到的幻灭：和经验不足的学生一起工作；使用代用设备；一会儿被指责政治倾向太明显，一会儿又被指责为还不够政治；雪上加霜的是，斯科塞斯的哮喘病恶化了，病情迫使他第一次使用了肾上腺皮质激素。种种不利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斯科塞斯几乎不愿承认自己参与过《街景》。《街景》在1970年纽约电影节上放映后得到了一定的好评，虽然我们不清楚这种好评究竟是针对它自然真实的风格，还是针对它的政治时效性。反正，它迅速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由于它发行不广，我们现在几乎无法找到它。斯科塞斯声称自己在《街景》中的作用微不足道，并拒绝把它收进自己的作品目录之中。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它也许让斯科塞斯对制作政治倾向过于明显的电影倒了胃口：“最终，我们只看到了绝对的无望……不是一无所获式的绝望，而是人类（对于改变现状）的无能为力。”也许是由于时代的变化，也许是因为社会重心的转变，也许是面临着经济的压力，或者也许只是因为“绝对的无望”；但无论那原因是什么，在此后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里，再也没有了《剃须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和《街景》那样的政治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