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了。我立刻打开那瓶酒，留着明天喝。我走进客厅，这个大房间的摆设很简单，两扇窗子间有一张大桌子，上面铺了一块红色的绒毛桌布，我立刻把我的纸和笔摆在上面，然后走进寝室。这个房间很窄，只有一扇窗，说得更确切一点，该说是一扇面对阳台的落地窗。

我把行李放在床上，然后把衣服整齐地放在空衣橱里。

那天晚上，我没出门。就待在客厅里的一扇窗前，坐在一张老旧的扶手椅里把酒喝光了。我远眺那座广场，然后就上床睡觉，那张床有肥皂味。

第二天，十点左右才起床，我发现厨房的桌上摆了两份报纸和一锅蔬菜浓汤。我先冲咖啡，然后一边看报纸一边喝，而那锅浓汤我后来才喝，那是在出门前，接近下午四点的时候。

文具店的女老板并不来烦我。只有在我下楼找她时才见得到她。当我不在屋子里时，她就进来清理这屋子，还带走我的脏衣服，然后将干净熨过的衣物拿回来。

时间过得很快。我也该到邻镇的郡政府办理我的签证延期手续了。一位年轻女公务员在我护照上面盖了“延期一个月”的章。我付了钱，向她道谢，她对我笑一笑说道：

“今天晚上我会到‘大酒店’的酒吧。那儿很好玩，有很多外国人，在那里你会遇到一些同乡。”

我说：“我或许也会去!”

我立刻搭上那班红色列车，回到我镇上的那个家。

下个月，那位年轻女子不再像以前那样亲切了，她什么话也没说，就只是在我的护照上盖章。然后，到了第三次（第三个月），她冷漠地提醒我，想再办理第四次延期加签是不可能的。

将近夏末之际，我身上几乎没几个钱了，看来只得省着点儿花。我买了一支口琴，然后就像小时候那样到酒吧里吹奏。那些客人请我喝酒。至于三餐，我倒是挺乐意吃文具店女老板为我煮的蔬菜浓汤。到了九月、十月，我几乎付不出房租了。女老板也没向我催讨，她仍然继续清理房子，替我洗衣服，为我带浓汤。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愿意回到另外的那个国家。我必须待在这里，必须死在这里，就在这个镇上。

自从来到这里之后，我的病痛就未曾复发，尽管我过度喝酒，过度吸烟。

十月三十日，我的生日，我和酒友们在镇上最受欢迎的一家酒吧里庆祝。他们所有人都请我喝酒。成双成对的人们，随着我的口琴乐声起舞，一些女人亲吻我。我醉了，我开始谈我的兄弟。虽然每一回我都喝得烂醉如泥，但这是我第一次提起我的兄弟。后来镇上的人全都知道了我的故事——我是来找寻曾经和我在这个镇上一起生活到十五岁的兄弟，我一定会在这里遇见他，我在等他。我很清楚，当他知道我从国外回来时，他一定会回到这个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