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决定结婚，从香港跟着男子去了异国生活，定居在一个小城郊外。十二年的家庭主妇的生活体系，是由带花园的大房子，淘气的孩子，早出晚归很少沟通的男子组成。她自己动手做面包，在家照顾孩子，推车带他们去镇上的超级市场购物，归途中于街边小咖啡店坐下，抽根烟，喝杯咖啡，孩子们笨拙地给店里鹦鹉喂食。日复一日。只有周末，她有可能独自坐地铁进城消遣。天有时下细细雨丝，她带了一把长柄雨伞，穿上收在抽屉里精工细作的绸裙，化上妆。她只喜欢鲜红的指甲油和唇膏，纯正的中国大红，红得略微发暗发沉，如同血液凝固之后的发黑。这不与人言说的细节，给予她明确的自我存在感。会知道自己是谁，来自哪里，要去往何处。她说过，一个人要明确个人性的标记是重要的。这比任何群体概念都要重大。即使只是选择一款纯正鲜红指甲油。在人群里，要做一个卓尔不群的人，即使是沉默的，被孤立的，也不能消亡自我。童年时，她带她去动物园，她不过三岁，穿白色小圆领衬衣和灰蓝色羊毛背心裙，戴绣花绒线圆帽。她从小是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有审美能力的人而存在的。这种存在感，贯穿了她成长的所有受教育的岁月，以及自我教育和成长阶段。大学毕业后从事过的惟一一份工作是在慈善基金会。她所在的城市，一个宁静温和的小城，依据山形而建。在城里她逛书店，找一家新开的小餐厅吃饭，喝点酒，有时也会面稀少的几个朋友，更多的时间，只是在街道上走走，四处漫游。街道陡而有坡度，这个地形也像香港。似乎生活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都是一样。耳边是哪一种语言，又有何重要。母亲从小给予她的四海为家的生活，使她突破了对空间概念性的界限。她们曾经尝试在不同的山顶与海边，眺望星空。繁星的排列，是被一种自然而严谨的有秩序的规律所限定的。这种有秩序的规律，显然与护墙板上水彩笔写下的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