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废除

在战场这个世界里，法律、信仰、行为，还有文明的道德都是被废除的。这不仅仅是允许一个人去杀另一个人，还是命令让他去做的。战争改写了文明与犯罪的法则，像威拉德上尉（马丁·西恩扮演）在《现代启示录》所提醒我们的，要改变一个用谋杀手段杀戮敌人的士兵，“就像在印地500赛车比赛中开超速罚单”。当然，根据日内瓦条约，战争有它的法则。也就有《拯救大兵瑞恩》这样著名的例外，表现美国士兵们在“二战”电影中，多数情况下遵守这些法则。但是，在“越战”电影中，遵守和违背高高在上的道德各占同样的比例：私利会决定道德；强权即是公理；结果证明手段的正当性。

尽管正确与错误的不同有时显得非常模糊，因此在战争电影中不再绝对，但相对的道德差别还是有的。好人（通常是我们）以正义之名打仗而坏人（通常是他们）则是反面的一方。电影中我们的敌人（坏人）不只折磨被捕的士兵，而且还屠杀无辜的平民。《人性之心》（The Heart of Humanity，1918）中，埃里克·冯·施特罗海姆（Erich von Stroheim）的普鲁士军官，企图强奸一名红十字的护士时，听到一个婴儿的哭声而心烦意乱，他从摇篮中抱起婴儿，从二层的窗户扔出去，摔死了婴儿；《巴坦战役》（Bataan，1943）中，日本人打伤了菲律宾士兵，向红十字救护车开火，还向难民营扫射，杀死妇女和儿童；《北极星》（The North Star，1943）中，一名纳粹博士先是让被俘的乌克兰儿童吃饱，然后迫使他们给受伤的德军士兵献血，而一个孩子因为抽血过多而死。

即使好人偶尔也会打破规则，尽管他们通常被看做是受到愤怒、私利和同情心的动机影响，而且他们这些官方下令的违规行为通常发生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因为美国的精神状态不如在“二战”中描绘的那般清晰。影片《钢盔》（The Steel Helmet，1951）中，一名美军中士不情愿地射杀了一名朝鲜人，因为后者对一名韩国男孩的死的无动于衷；《现代启示录》中，威拉德宁愿射杀一名垂死的越南女孩，也不愿让他伪善的战友——那个一开始射伤女孩的人——带着女孩到达可能提供医疗救护的地方，从而耽误任务；《全金属外壳》（Full Metal Jacket，1987）的结尾，外号“小丑”的海军陆战队员依照一名受伤倒地、正在用血在地上写字的越南女狙击手的请求，杀死了她。

事实上，《拯救大兵瑞恩》中的米勒上尉（汤姆·汉克斯扮演）指挥的士兵不停地向投降的德军开枪，标志着这部电影站在后“越战”，修正主义立场看待“二战”中的盟军行为。影片中多次表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难以置信的战争暴力细节，同时还描绘了战斗结束之后道德缺失后果，因为战争法则陷入断裂，受到精神创伤的人们通过战争的磨炼，在野蛮行径的偿还中对抗敌人，以寻求解脱。

非常规的叙述：从个体到群体目标

作为电影的终极表达方式之一，战争电影所赋予的权利甚至可以废除经典叙述结构的法则。传统的好莱坞电影聚焦个体：个人的目的和愿望串起故事情节，个人的复杂心理成为叙述说明的焦点。在战争电影中，个体的需要常常让位于群体的需要。战场的特殊情况使得个体的利益要建立在野战排、中队、师团、营队、舰队、军队还有国家的基础上。

影片《空军》（Air Force，1943）详细描述了各种各样的个体角色被整编到一个整体作战单位的转型过程，个人的身份被包含到“玛丽·安”（Mary Ann）这样一个更大的身份当中，这是在“二战”最初的时候服役的B-17轰炸机部队。影片《晴空血战史》（Twelve O‘clock High，1949）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位空军指挥官要把一群散兵游勇训练成为一支由21架B-17轰炸机组成的操作熟练的部队，要接受包括密集队形的飞行，同时向目标投放炸弹，还有保护友机免受敌机攻击等训练。在《拯救大兵瑞恩》中，在奥马哈海滩上美军受到的疯狂屠杀是用一系列电影中的小插曲表现出个体的军人被随意地致残、杀害。只是在米勒上尉集合幸存者，组成了战斗小队，才使得人们以整体作战，摧毁了敌方碉堡，撕开德军防线，取得当天胜利。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视角来看，《黑鹰坠落》（Black Hawk Down，2002）这部影片的主题是关于1993年美军在索马里的人道主义任务——“谁都不能抛弃”。被派去执行任务的人们可能不是十分清楚里面的含义，可是游骑兵和三角洲部队的作战专家知道他们为何而战——“为了你身边的人，仅此而已”，凸显出群体的重要性。

的确，个人英雄主义有时在战争电影中代表一种自我放纵，并因此成为实现群体共同目标的阻碍。个人的愿望与群体需要之间的紧张气氛可以通过系统的教育过程来化解，期间个体（例如《空军》中?威诺奇，由[约翰·加菲]扮演）会学到他的合作是如何成为队伍生存的关键。或者通过个人主义毫无胜算的仪式性——牺牲的死亡来解决。

在《战火佳人》（The War Lover，1962）和《突击魔鬼岭》（Hell is for Heroes，1962）两部影片中，史蒂夫·麦奎因都扮演了受到疏远的孤独者角色，他的英雄主义举动直接违反了命令。不情愿或者不能够作为战斗队伍的一员起到应有的作用，孤独者的鲁莽总是使他的同志身陷于危险之中。他最终把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转化成自我毁灭的力量。然后他使用这股力量去拯救他的队员或者让自己变成直接对抗敌人的自杀性武器。因此，在前一部影片中，孤独者坚守着他那受损的飞机，牺牲自己使同伴有时间跳伞。在后一部影片中，他冲向一座敌人的碉堡，引爆捆在自己身上的炸药来摧毁碉堡。他这么做是想终结战斗，然而，在他死后战斗仍然继续。

即使在《约克军曹》（Sergeant York，1941）这样一部赞美“一战”中最有名的战斗英雄，以及表现个体真实生命探索的影片中，埃尔文·约克（贾利·古柏扮演）列举了他为了保护同伴杀死25名德军和独自俘虏132名敌军的事迹，最后死在敌人机关枪的炮火下。在战争影片中，个人英雄主义惟一的归属就是为更大的集体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