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3年，汪建做硕士研究生期间去上海开会，火车上遇到同校一位老教授。教授问汪建：“谁的参考文献、研究模式，对你目前来说是最重要的？”汪建回答：“蒙卡达。”老教授点头说：“我知道这个人。你的研究项目发展方向是什么？”汪建回答：“调节阴阳。”老教授又点头：“很好！”

当时，血管收缩是导致心血管病人死亡的第一因素。同一种物质，可以导致血管收缩，也可以导致血管扩张，似乎与中医药学讲的阴阳调节有异曲同工之处。

跟踪研究过程中，汪建想到：血管扩张或收缩与内皮细胞是否完整有关，什么最容易使内皮细胞损伤呢？第一是抽烟，第二是胆固醇。于是他找来70个人作实验，都是吸烟两年以上、每天10根烟的烟民。用血清培养细胞，加进胎儿脐带血细胞，就可以观察到细胞受伤的情况：本来像瓷砖一样铺着的内皮细胞，变成了鱼网状――恶心得汪建后来再也不抽烟了。

没想到几年后，蒙卡达通过这一领域的研究，证明了一氧化氮的作用，不久“伟哥”诞生，一年卖出3亿粒蓝色药丸。汪建眼睛都直了，作了那么多实验，发表了那么多文章，自己只是戒了烟，人家却发明了“伟哥”，完全不是对手嘛！

从治发烧的阿司匹林到治心血管病的阿司匹林，再到伟哥――一个领域前后探索了100年，导致三个重大的科学发现，推出了三种重要的药物，成就了三个巨大的商业机会。这种“一头扎到底”的研究精神让汪建佩服得五体投地。

最终产品的发明有偶然性，但科学家持续不断去研究一件事情，几十年专注于一个领域，不停追问，最后的发现就有必然性。我们往往只看到西方人发明“伟哥”，却看不到他们之前作了那么多基础研究。本来是要解决血管收缩和舒张的关系，最后却发现一种治疗性功能障碍的灵药，这壶不开那壶开，偶然性中带有必然，体现出一种平心静气的前瞻性。

中国人搞科研则缺少这种专注，往往过于短视、浮躁、投机，总惦记着要做出有用的东西，直奔“伟哥”而去，这怎么可能做出成果？汪建感叹：科学是一种探索性的东西，要勇于探索，而不是勇于抓住你想要的东西。

学者试图从文化背景来剖析科研上比较浮躁的心态:中国儒家社会推崇价值判断，又讲实用主义。儒家早期把研究兴趣集中于社会伦理，后来又明确提出“经世致用”。进入近现代以后，意识形态深度涉入学术研究，科研也要讲政治正确；又因为长期落后挨打，所以要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中学为体，西学、科研是“用”，不少大学也把“经世致用”尊为校训。价值判断和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环境，不鼓励全情投入的、非功利的科学探索。

中国古代有道家探究自然奥秘的精神，也有名家“白马非马”的思辨哲学，但都在“独尊儒术”之后黯淡了下去。思考自然的奥秘、“白马非马”，可以说毫无实用价值，不过正如何兆武先生书中所说，“理论的正确与否是一回事，理论的贡献大小又是另一回事。说白马是马，当然是正确的，但大概毫无价值可言。说白马非马，显然有悖于常识，却没有一部思想史可以轻易忽略它在理论思维上的高度。”同样，科研有用与否是一回事，其贡献大小又是另外一回事。

子曰四十不惑，四十岁的汪建面对“蒙卡达障碍”，却对自己一直坚持的科研理想绝望了，何去何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