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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文昕对我送她一些礼物的反应，比我说服她接受的道理要真实得多。礼物怎能只代表赠送者的心意，而不包含物质的价值呢?如果送礼物的人心术不正，他的“心意”本身就是像粪池里的一块又硬又臭的石头。如果心意很大，太轻的礼物肯定代表不了；如果礼物太重，对简单朴素的心意肯定会是一种杀伤。

我送礼物给文昕的心意已一再对她作了解释，那么基于此，我送的礼物是不是恰如其分呢?其实我心里明白得很，这件事若由外人来评判，多半会对我亮红牌。若由我老婆来评判，则恐怕会将红牌直接砸到我头上来。

所以虽然我帮助亲戚正大光明，但文昕最近的事，我在老婆面前只字未提。我不告诉她，并不等于默认自己行为失当。其中涉及到香樟园那套房子的事另当别论，总体来说，我帮助亲戚问心无愧。但我很清楚我老婆不会这么看，我也深知夫妻之间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无谓的争执和内耗，而这偏偏是最容易发生，许多夫妻简直好像乐此不疲，直到身心俱疲，两败俱伤。对此我主张丈夫在这方面应担负更多的责任，对自己的要求应更高，在与妻子的相处中多讲究一点策略，多在意对方的感受和想法。我老婆在一些方面看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和我严重不同，最具杀伤力的是她对我个性的评判，与我的自我评价（我向以热情大方、助人为乐自许，对此她嗤之以鼻）大相径庭。以我老婆的逻辑，只要我帮助的是女性，她都会固执地对我的高尚行为亮红灯，至少也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如果说我帮助的是男性，对不起，她根本不相信。你说她不可理喻，她说你才不可理喻哪。即使我对这方面的问题已十分注意，言行已十分谨慎，但在日常生活中仍不能确保万无一失。

记得去年有一次，我接待了市建筑协会的一位老领导，此君曾是市建设局副局长，目前还担任着市建筑系统职称评审的负责工作。那天在饭桌上，酒过三巡，老领导对我们办公室能喝会说的美女副主任邱小姐颇多赏识。我知道邱小姐正准备申报中级职称，便半真半假地为她敲边鼓，告诉那位老领导，邱小姐是同济高才生，目前虽然在做行政工作，但她一直没有放掉业务，今年准备申报中级职称，还望领导多加指导。也没想到，老领导听我这么一说，立刻郑重其事起来，不仅满口应允，而且还主动将“指导”升格为“保证”。当我由自己的经历感叹评职称有多麻烦时，老领导还摆出老资格，说，对一般的人当然是这样，但既然小邱是同济高才生，而且有邓局长的举荐，我们可以特事特办嘛。老领导还给出了时间表：他还有两年退休。我理解错误地对邱小姐说，如果今年准备不充分，明年再申报。老领导立刻看着我大摇其头，大声说：

“小邱的这点事，还用等到明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