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像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我的想像力却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视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福楼拜在我出生前一百零二年造访伊斯坦布尔，对熙熙攘攘的街头上演的人生百态感触良多。他在一封信中预言她在一个世纪内将成为世界之都，事实却相反：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我们一生当中至少都有一次反思，带领我们检视自己出生的环境。我们何以在特定的这一天出生在特定的世界这一角?我们出生的家庭，人生签牌分派给我们的国家和城市--都期待我们的爱，最终，我们的确打从心底爱她们--但或许我们应当得到更好的人生?我有时认为自己不幸生在一个衰老贫困的城市，湮没在帝国遗迹的余烬中。但我内心的某个声音总坚信这其实是件幸运的事。财富若是关键，那我的确可算是有幸生在富裕人家：当时这城市正处于最衰落期（虽然某些人有法子证明事实相反）。基本上，我不愿抱怨，我接受我出生的城市犹如接受我的身体（虽然我宁可更英俊，体格更健美）和性别（即使我依然天真地问自己，假使我生为女人，情况会不会更好）。这是我的命运，争论毫无意义。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命运……

我生于1952年6月7日深夜，在莫鞑（Moda）的一家私人小医院。听说那晚医院的走廊安详平和，世界亦然。除了斯特隆波里火山在两天前突然喷发岩浆和灰烬之外，地球上似乎没发生什么事。报纸上刊载的尽是小新闻--土耳其军队在韩国作战的几则相关报道，美国人散布的若干谣言，引发对朝鲜可能使用生化武器的恐惧。在我出生前几天，母亲正热切地阅读一则本地报道：两天前，孔亚（Konya）学生中心的管家和"英勇的"住宿生们看见一个戴恐怖面罩的男人企图由浴室窗户潜入兰加（Langa）的一户人家。他们追他过街，来到一个堆木场时，顽强的罪犯在咒骂警察后自杀身亡。某干货商认出死者是前一年在光天化日下闯入他店里持枪抢劫的歹徒。当母亲阅读这则戏剧性事件的最新进展时，房间里只有她一人，多年后她悔恨交加地回忆道。父亲带她入院后变得心神不定，而当母亲的分娩没有进展时，他便出去见朋友了。在产房陪她的人只有姨妈，姨妈半夜三更设法翻过医院篱墙而入。母亲第一眼见到我时，发现我比哥哥出生时瘦弱。

我很想加上"我听说"。土耳其语当中有个特殊时态，让我们得以把传言和亲眼看见的东西区分开来。我们在讲述梦境、神话或我们无法目睹的往事时使用这个时态。此种区分方便我们"忆起"我们最早的人生经验、我们的摇篮、我们的婴儿车、我们的第一次学步，听父母讲述的故事，我们就像听他人的奇闻轶事般津津有味。这种甜美的感觉犹如在梦中看见自己，但我们却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一旦深印脑海，他人对我们的往事所作的陈述到头来竟比我们本身的回忆重要。而正如从他人口中得知自己的生活，我们也让他人决定我们对所居城市的了解。

有时我把他人对我和我的城市所作的陈述当做自己的故事，那些时候我总忍不住要说:"很久很久以前我画画。听说我生在伊斯坦布尔，是个颇有好奇心的孩子。后来二十二岁的时候，我似乎莫名其妙地写起了小说。"我本想这么写我的一生--仿佛我的人生发生在他人身上，仿佛人生即梦，梦中的我感觉自己声音消逝，意志恍惚无法自持。虽然优美，我却认为叙事语言并不可靠，因为我没法相信第一个人生的神奇故事，有助于我们面对更明朗、更真实的第二个人生，那个在我们醒来时注定展开的第二个人生。因为--至少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这第二个人生就是你手上的书。因此亲爱的读者，请您凝神以待。容我对您坦承，但也请您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