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海、文戈一走，刘钟突然觉得病房里一阵空虚。规定的吃药时间早过了，他却不吃。他心里苦苦的。常委会的不正常他当然感到了，但他却不能和他们说，不能和他们一样自由地议论。他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受着“听话”的教育，他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孩子。他是有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当县级领导也十多个年头了。从他当干部的第一天起，就受着“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教导，他一直都是“服从”的模范。几十年来，他就在工作——服从——服从——工作中度过，仍难免一再被怀疑、审查、批判。从解放初的“肃反”开始，到后来的“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再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次都要把干部队伍像篦头发似的篦那么一遍。稍有点脾气的，都被篦出来了。刘钟虽然没被篦出来，但每搞一次运动，他的灵魂差不多都要出一次窍。而这样的运动是一次一次又一次，无止境地在搞。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还是没逃脱被打倒的命运。数年时间，一位忠诚的革命者却是戴着标志“反动”的白袖标过来的。直到铁首仁来到水泉县，他才得以解放。看看他那过早到来的满头白发和永远严肃的面孔，就知道他的一生多么不容易。而几十年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当干部，不能犯错误！而“不犯错误”的关键，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违背上级的意志。

他是凭着自己绝对的忠诚才有今天的。这是个高尚的品质。这品质在群众中有很好的声誉。但人们在赞叹他品质高尚的同时，总会附加一句：“唉，刘书记……”那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省略号，是遗憾和叹惋。他的高尚是真的，然而却显得那么僵硬和个人。他像财迷保护金子一样保护着他的高尚，那是他一生全部和仅有的财产。然而有时候，这高尚却有点像挡箭牌。因为那后面可以卸掉许多责任。一个人，当他的肩上套上县委书记或副书记的绳套时，他就不仅仅是他个人了。他就对他治下的老百姓有了一种责任。可以相信，如果是战争年代，刘钟绝对是那种为了事业和同志毫不犹豫牺牲自己的人。然而在和平时期，他却看不到自己的目标和责任。他以为自己的全部责任就是服从，而不是为老百姓。这种终极目的的忘却使得他的高尚变了味，用历史的眼光看过去，他对水泉县二十多万人民来说，是有罪的，但却不能全怪他自己。

今晚，他用高尚的行为和高尚的言词深深地伤害了两个还不很成熟但却可以肯定是一片赤诚之心的年轻人。如果他能听到郭玉海和文戈那灰心丧气的话，也许能做点什么，但他却只躺在病床上自责。这种自责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但却于事无补。

强烈的自责和深深的忧虑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几乎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当护士看见他时，吃惊地问：“刘书记，你……昨夜又犯病了？”他勉强应道：“没有啥。就是没有休息好。”他向护士要了几片安眠药，希望吊针的时候能够睡一会儿。

然而，他没有睡成，听到消息的苏芸和赵天葵连夜赶回来了，带着走了长路的疲惫和灰尘进了病房。然而，见到刘钟，两人都暗暗吃了一惊，准备说的话，一下都咽了回去。他们眼圈儿都有些红，向护士询问刘钟的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