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中国唐宋时期海外贸易的成长，也已经开始孕育孵化纵横海内外的商品经济。在宋代，经商者只要在官府挂个号，照章纳税，便可以自由出海，一度使私人海外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还因此带动了造船、航海以及其他相关产业的进步，以及科技水平的迅速提升。到南宋时候，市舶收入已经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有效弥补了农业税收的不足。宋高宗因此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明代小说家凌?初有一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主人公便是一位"无心插柳柳成阴"的海外经商者。这个名叫文若虚的读书人，见别人经商获利眼红心热，毅然放下书本去做生意。他起初很不走运，无论怎么折腾都是"赔本赚吆喝"，几近囊空如洗，郁闷得不行。有几位朋友生怕他愁坏了身子，趁驾船去海外做生意，劝其随船搭载外出散心。他临上船，见太湖洞庭山出产的橘子甚是便宜，随手掏出一把散碎银子买得几筐"洞庭红"，以备海途解饥渴。不想，到了海外一个国家视这橘子为稀罕物，一再抬高价钱也挡不住争先恐后拥过来的买主，让他连本带利赚回不知多少倍的银两。在回程中，他舍不得抛出赚来的银子趸货，只带回当地人弃置海边的一只空龟壳，又被来中国经商的波斯人点破，龟壳内有十数颗夜明珠乃无价之宝，让其一跃成了富商大贾。这故事既反映了那个时代出海经商者的生活轨迹，也道出了那个时代人们出海经商的热切心声。

只是在我们这块背负沉重积淀的黄土地上，海上商品经济的嫩芽太过脆弱。明太祖朱元璋的一纸禁海令，咔嚓掐灭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势头，在其阴影下的远洋航海也霎时消失了帆影。历史学家评价，欧洲在海上崛起的时候，亚洲却在沉睡。落下郑和远洋风帆之日，即是中国进入沉睡状态之时，原本独领风骚的造船技术，船尾舵、水密舱、多桅帆停滞不前，打造长44丈、宽18丈郑和宝船的奥秘也因之失传至今无法解密，更甭提自动航行的机器船取代风帆船的落伍了。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罗盘，也从替航海指路倒退至看风水，选择宅基地和墓地。特别是中国人被禁锢了的近代思维，让知识阶层都钻进皓首穷经的死胡同，蜕变为空疏的玄而又玄的概念游戏，在世界大变革前有气无力，销蚀了穿透现实、指向未来的锋芒。

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踏海而来，曾经给了中国人一次警醒。此人祖辈为意大利富有的药材商，身处上流社会，受过良好教育，熟悉欧洲那个时代的科学知识。他1577年参加耶稣会被派往远东传教，先在印度和越南布道，随后至中国继续传教，万历十年（ 1582年 ）抵达澳门。次年，获准入居广东肇庆，随后移居韶州，再由南昌而南京，辗转到达大明京师。他在中国一直行事低调，小心翼翼避免冒犯中国人目空一切的自尊，有意迎合各级官僚的自傲和虚荣心，博得了一些好感。而真正的拿手好戏，是端出欧洲的科技知识和产品，满足了与世隔绝的中国人的好奇心理。他在南昌拜见江西巡抚陆万垓，展示三棱镜、钟表和欧洲记数法，众官员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个个惊奇得张开嘴巴合不拢。他来到北京，向万历皇帝进呈自鸣钟、《 万国图志 》、大西洋琴等耳目一新之物，还成功地预测了一次日食，让明神宗朱翊钧开了眼，龙颜大悦，敕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