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五年( 1556年 ),倭寇大举进犯江浙沿海,不但来了大批"真倭",也来了大批与汪直有瓜葛的"假倭",其中包括其干儿子汪滶和侄子汪汝贤。当时出任江浙总督的胡宗宪与之交过几次手,总是败多胜少。浙江巡抚阮鹗还被围困桐城,陷入需拿银子赎脑袋的尴尬境地。胡宗宪不得已派身边幕僚去日本招安汪直,事先还从牢狱中放出其老母、妻子,发还其老家被抄物资,营造招安氛围。汪直喜出望外,提出只要允许开展海上贸易,"吾亦欲归尔"。他还分析了日本那时的现状,老天皇已死,新天皇年幼,各岛互不相摄,正闹着内乱,几乎民穷财尽,到了崩溃边沿。只要大明朝廷答应继续与日本开展"厚往薄来"的勘合贸易,通关纳税,不失贡期,他愿派人逐岛"次第晓谕",让那些岛主各为禁制,使倭寇不得再去中国跋扈逞凶,"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这人还是很有一些见识,归顺之心也溢于言表。当时派出的使者也满口应承,使其疑虑尽消,幡然来归。
汪直跟着胡宗宪的亲信从日本来到舟山岑港,一边做开市通商的准备,一边将干儿子汪滶招来面授剪灭倭寇的锦囊妙计。汪滶依计行事,先是暗中指点官军攻击进犯瓜洲、上海、慈溪的"真倭",擒获了倭寇头目四助四郎等,迫使真倭残余逃遁海上。接着通过离间之计,分化陈东、徐海、麻叶几个海盗头目,让其互相猜疑,发生内讧。胡宗宪暗中调集兵马,在南运河中将其一网打尽,立即斩了捉拿归案的倭寇头目,也斩了表示愿意归降的海盗头目陈东、徐海、麻叶等人,连主动撤去桐城之围放还阮鹗者,也不能免死。汪直闻讯十分震惊,开始怀疑朝廷招安的诚意。当胡宗宪派汪滶带着朝廷奖赏的金银去舟山,请其"荣归故里",他固守岑港不肯挪步。汪?向干爹表示,胡总督还是有心成全干爹的归顺,朝廷论功行赏也很大方。汪直连连摇头说:"你何愚也!吾不在官府手中,他们当然会厚待你;吾若落到官府手中,阖门死期至矣!"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提出要一"贵官"来岑港做人质,以表明朝廷说话算话。胡宗宪将身边爱将夏正送来,汪直这才放心去了杭州。
然胡宗宪尽管有心善待汪直,嘉靖皇帝却不肯答应,还急着要用他那颗贼头祭奠皇陵,向列祖列宗报告"东南倭患已除"的大好消息。那些过去与汪直有染的权豪势要也不肯答应,生怕留下这个活口会泄露他们以往种种见不得天日的勾当,请杀汪某的折子雪片一般飞进京师,话都说得冠冕堂皇。有个叫唐枢的刑部主事力挺胡宗宪,主张刀下留人。他在一封信中说出一番道理:"汪直自愿招喻岛倭,以夷制夷,立功报效,坐地方安堵东南赋税之场,复旧生理,似亦便宜良计,实为利之大者。"胡宗宪想保汪直,也是目睹了这人在平倭中无人可以替代的作用,至少可以让他本人在抗倭总督的位置上坐得安稳些。但来自朝野上下的压力太大,"通贼"的罪名随时有可能落到自家头上。他惟恐招来满门抄斩的大祸,竟置爱将夏正生死于不顾,将汪直"就地正法"。汪直受刑时大呼:"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果然,不幸被其言中,从此闽、浙、粤诸省倭乱不断,东南半壁江山又无宁日。
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在这个事件中,明朝政府容不下的,不只是汪直这样一个异类,还有他憧憬的海上贸易。而明朝政府失去的,也不只是泱泱大国绝对不可失去的信誉,"去食去兵不可去信",还有扭转海上被动局面的一次绝好机会。在此后的倭乱中,中国不但停止了同日本的一切贸易,与琉球国的交往也受到严重影响,有琉球国派往大明天朝的贡使,居然在中途被倭寇掳掠而去,使得往来中国成为琉球人的畏途。日本商人在中国海域绝迹潜踪之后,一些敢于冒险的日本人,联络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开辟新的交通线,调转方向去海上其他地方谋发展。中国的商人也纷纷逃身海外,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落地生根。此时,来到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欧洲人,香料、茶叶、丝绸、瓷器生意做得非常红火,在商品流通中大获中国高端产品之利。而中国自身的海上贸易却不断萎缩,原来设立的几个市舶司几乎门可罗雀。当西方国家海洋财富猛增,黄金、白银多到不得不贬值的时候,大明朝廷仍停留在凭升斗计量大米、小米给各级官员发俸禄。濒临海洋的中国撒手放弃海上主动权,又一次尝到了苦果,却远非最后一枚苦果。
1564年,福建巡抚谭纶上折子恳切陈词:"世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其凡几也,无中国续绵丝帛之物,则不可以为国。御之怠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愈众。私通不得,即掇夺随之。昔人谓,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还都塞了,处处俱穿破。意正如此。"谭纶在这里用了一个很通俗的比喻,堵死所有老鼠洞,有可能处处都成老鼠洞,道出了实行海禁的弊端。稍后,接替谭纶的福建巡抚许孚远也痛陈,"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呼吁朝廷开放海禁。朝廷扭扭捏捏,只允许在福建泉州的月港实行有限度的开放,还不许外地人参与,即使本地人也凭"船引"进行总量控制,欲开还禁。到了天启年间,荷兰人来中国叩关,朝廷立刻颁旨"以有红夷,遂严海禁",堵死了刚打开的一丝门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