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左宗棠与李鸿章的那场争论，似乎也一边倒了，社会舆论无不扬左贬李，有的还将两人海防、塞防的分歧上升至路线斗争的高度，坐实了李鸿章的卖国主义。其实，像中国这样西北背倚亚欧大陆、东南面临通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大片海域，没有塞防不行，没有海防也不行。这道理李鸿章不会不懂，左宗棠也不会不懂。此前，左宗棠任职福建，就曾积极创办船厂，开办船政学堂，培养造船及海军人才，其海洋意识也一点不比李鸿章差。只是因为眼下国库空虚，朝廷财政捉襟见肘，寅吃卯粮，无法拿出银子同时应付来自陆、海两个方面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左、李各自所处位置不同，顾此难免失彼，这才有了"屁股决定脑袋"的分歧。说白了，海防、塞防之争乃是银子之争，钱非万能，没有钱万万不能。

拿俄国强占伊犁以后的同治十一年（ 1872年 ）来说，大清国总计男女人口亿有余，谷、米3834万石（ 每石约合50公斤 ）左右，人口比上一年增加将近230万，谷、米反比上年减收近万石。这一年的国库收入，据户部奏报包括山东、河南、福建等处的地丁银，浙江、两淮及四川的税厘银、盐课银及海关洋税银，总共100余万两。这些都还是富庶之地，每年应该缴纳国库常例，却根本收不上来。朝廷颁旨几乎用了哀求的口吻，"当此需用孔亟"，"各该督抚等具有天良，无论如何为难，总当依限速解，力顾大局"；同时严词要挟，"倘借词诿卸，率请划抵截留，致误要需，即由户部指名严参"。这一年指望长芦、山东盐务生息银两，长芦欠解国库银80余万两，山东欠解国库银27万余两，都是"屡催未解"。而朝廷那时所欠的外债，笔者所见仅左宗棠同治六年（ 1867年 ）筹划赴陕甘饷银，一次向上海洋商借银120万两；光绪十一年（ 1885年 ），他赴福建抗法，又业经允准借洋钱400万，看得出已经是靠借外债填补朝廷的窟窿。还有偿还列强的赔款，据同治十一年的记录，由陕西拨付奉还俄国的赔款，只能勉强应付前两年的欠账，本年的4万钱钞尚无着落，老毛子催得很急，经常跺着脚说"不得稍有迟缓"。

因此，笔者以为今日回顾这段历史纠葛，该关注的并非海防、塞防你对我错，而是大清国在当时何以会穷到这个份上。记得在一本书上见到这样一个观点，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单看本国的农工商总产值不行，还得与同一时期别国的经济状况做比较才能准确定位。那时最值得一比的是英国，该国通过海洋既将鸦片等有害之物输入中国赚取白银，又将中国的茶叶、丝绸、大黄等紧俏物资输入欧洲大把赚取洋钱。仅茶叶，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销量增加将近30倍；丝绸销售则为生丝取代，推动了欧洲丝织业发展，也让该国从中获得了高额利润。而大清国自康熙以来，因严厉禁海阻止物畅其流，不但茶叶、生丝、大黄等紧俏产品之利流失了，还曾造成谷米价格严重下跌，一度出现"康熙萧条"。1775年左右，乾隆朝达到巅峰状态，国库积有白银739万两。至1796年乾隆退位，也因国计民生的窒息，耗尽了国库积存。到了道光时候，无论是禁海还是被迫开放海禁，都制约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健康发展，无法与西方国家保持积极的贸易平衡，财源枯竭到开始靠借外债过日子了。因此，左、李海、塞之争的意义，也就在于它集中反映了禁海终于将中国禁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左、李二人一生磕磕碰碰的事不少，两人谁也不肯服谁。老李瞧不起老左"三试不第"，常以"本人进士及第"自傲，说出"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侯，晚年洋务，一路扶摇"一番得意话。老左不服，已经成了官居陕甘总督的一品大员，还要求赴京参加殿试，求朝廷赏个类似今日"博士"或"博士后"之类的学位。两宫皇太后明白其用意，立刻颁旨敕封"东阁大学士"，给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最显赫的荣誉职称。慈禧老佛爷很会运用手腕拉拢有治国能力的人，并破解"好马不同槽"、"一山不容二虎"之类的难题，让若干中兴名臣都为其卖尽力气。可惜大清国日暮途穷，集中了那么一大批拔尖人才，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