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油还深切体会到，涉及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大事，单纯的企业行为显然力所难及，要从根本上克服开发南沙油气资源的外来干扰，不但需要国家做坚强后盾，还需要得到国人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中国海洋石油报 》作为海洋石油行业的新闻媒体，先后联合《 人民文学 》、《 光明日报 》、《 中国青年报 》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文化单位，展开"我爱蓝色国土"的宣传活动，以期借助舆情唤起社会各界对国家海洋问题的关注。

但越南依然我行我素，在这场瓜分中国海域的赌博中，紧接着又投下新的赌具。该国针对中美"万安北-21"石油合同区块，花钱雇请美国纽约一家名叫"柯温顿-伯林"的法律事务所，替其充当"枪手"，生拉硬拽编造出一套将中国南沙应当"归属越南"的说辞，在世界多种场合兜售，混淆国际视听。该国还扬言要上国际法庭打官司，状告中国和美国克里斯通公司的所谓"违法行为"。针对越南的这些挑衅，中国海油曾与美国前国务卿罗杰斯的律师事务所联系，拟写一部有理有据论述"南沙自古属于中国"的书，并得到罗杰斯本人的积极响应，后因故未能继续进行下去。克里斯通总裁经中国友人引荐，专程来到北京西山脚下，找到已经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的潘石英教授，请其从国际法的角度就"万安北-21"石油合同写本书，为在国际法庭与越南"对簿公堂"做必要的准备。潘石英此时业已查明身患肺癌，而且到了晚期，正在进行化疗。那些注入他体内的化学药物不分青红皂白，既扼杀其体内的癌细胞，也扼杀其全身的健康细胞。他元气大伤，虚弱不堪，多说几句话都会喘不过气来。但他深知发生在南沙万安滩的争议非同小可，对越南的蛮横无理非常生气，一口应承下来。他还表示这是为公理正义也是为自己国家主权权益写书，一分钱稿费都不收取，只需克里斯通负责出版。

潘石英1935年出生，17岁参加解放军，随后在军科院任研究员、教研室主任，长期从事国家战略和海洋战略的研究，尤其对南沙问题有很深入的钻研，出过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成果。仅20世纪90年代初，就连续发表《 海洋问题的若干战略思考 》、《 国家利益与海洋形势 》、《 南沙群岛：中国的观点 》、《 领海：越南对万安滩的领土要求遭到批驳 》等中英文著作。针对"万安北-21"石油合同，写一本书驳斥越南散布的种种谬论，对他来说驾轻就熟，可以信手拈来。但军队和科研机关的历练，将军人的严肃和学者的严谨集于一身，讲究一丝不苟。他还清楚，这本书不光是要同越南搞辩论，还要向世界发声，在国际上明辨是非，得到国际专家、学者认同，形成属于我们的国际舆论。他强撑着虚弱的身子，忍着肺癌侵袭造成的剧痛和呼吸艰难，重新翻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国际法著作，悉心梳理自己的思绪。他每天伏身书案一干就是多少个小时，因化疗而脱尽头发的脑瓜上冒出豆大的汗珠，滚落到胸前，湿透了衣衫。他妻子在一旁心疼得不行，却又无法分担其劳累和痛苦，只能不时递上一杯热茶，一条热毛巾，传递一分精神慰藉。

克里斯通是美国一家民营能源公司，与中国海油签订"万安北-21"石油合同只是一种商业行为，追求的也只是商业利益。他因物探作业受阻搁浅，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已经感受到了来自股东的压力。他盼着这个合同能够尽快恢复执行，将已经扔进去的美元赚回来，好给股东一个交待。然而，严峻的现实摆在面前，中越南沙争端似乎陷入了胶着状态，迟迟看不到该合同重新付诸实施的迹象，很有可能无限期拖延下去。而河内那边动用官方势力和商业力量，对克里斯通连续不断进行"精神轰炸"。越南驻联合国大使曾找到美国国务院，要求约见克里斯通的老板，并专程赴科罗拉多州该公司在丹佛的驻地，威胁说："万安北-21"合同涉及中越之间的争议地区，这对于克里斯通公司是危险的。越南大使当面要求这位老板取消该合同，并表示越南愿意与该公司签订其他石油合同作为补偿。越南国家石油公司董事长也致函克里斯通，宣布"万安北-21"合同所在海域，在该公司控制之下，再次催促这家美国公司解除与中国的合作。克里斯通总裁架不住如此的威逼利诱，匆忙跑来北京，特地向潘教授表示，若是还出那本书，恐怕日后连越南的大门都会进不去。不久，克里斯通又被美国的大陆公司兼并，"万安北-21"石油合同被带进了新的公司。那位委托写书的原克里斯通总裁，很快就从中国人的视线里消失。他远离了南沙，也远离了这部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