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发现她的钟走得很准，便会惊喜一番：“毛佗，对的，钟蛮准呢。”

“是的，很准。”

“一分都不差。”

“是的，不差。”

我甚至也被她感染了，也有了这种追求准确时间的爱好。有时听到广播里的嘟嘟报时声，也会情不自禁地大喊：“十点了，你的钟准不准？”

“对的，蛮准的。”

于是我也觉得很安心。

今天，好像她没有来对钟点。我本应该有所警觉，可我陪着来访的朋友，照例吞吐香烟，照例开开玩笑，照例第一百次地谈谈社会小道消息，再不就对某个熟人的劣行进行一百零一次的嘲讽——好像这样度日就十分有模有样，就与身后的书橱和壁画十分协调，与幺姑收藏纸片和闹钟对时的勤奋也有了什么区别。

朋友留下一堆烟头，走了。我准备睡觉，但觉得还有什么事没做。想一想，原来是屋里太安静了——要是平时，我总能听到幺姑熟睡时轻轻的鼾声。

“幺姑！”

我四下里看看，没有找到她。待我奋力挤开浴室的门，才从窄缝里看到里面满是白腾腾的雾气，凶猛而狰狞地涌出来。

完了，我看见了雾气中的一只手。

医生说她中风，十分危险，催我们大把大把地往医院里砸钱。接下来的中医和西医，大医院和小医院，对这种中风偏瘫都只是摇头，都只说“试一试”。也许我还得去看电线杆上的招贴，找找江湖神医；或者还得去火车站查查车次，准备把她送大城市的医院。那就需要更多的钱。但我翻遍了幺姑的枕下和那只烘箱，没发现存折和现金，只发现一对不知何时留下来的废电池，已经发霉了。还有不知哪位女子抛弃不用的小半瓶雪花膏。除此之外就是纸片和纸包，是一捆捆旧棉絮和一些旧衣服，包括我给她添置的围巾和棉鞋，散发出霉味以及某种老妇人身上特有的枯萎气息。我像是翻遍了她整整神秘的一生，才找到了一只值点钱的金耳环。

记得她厂里那个会计曾对我很有信心地盯过一眼，“是的，她是老工人，也确实当过劳模，我们会补助的，不过——她这些年会没有点积蓄吗？”当时我也被对方盯得有些心虚，似乎自己隐瞒了万贯家财，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我真傻，为什么不同那个戴黑呢帽的婆娘大吵呢？我嘴笨，不会吵，更不擅长要钱，要是换上老黑就好了。那次她陪着幺姑去厂里报销药费，为了两瓶脉通能不能报的问题，唇枪舌剑无人敢挡，吵得厂里天翻地覆。明明是她摔坏了人家的算盘，但她硬说算盘扎伤了她的手，还要找人家赔医疗费。

幺姑曾偷偷向我嘀咕，说同事们借过她的钱，几块或几十块，乃至上百块，借走就没有了，连个说法也没有。我说应该去催一催，问一问。她惊吓得如同要杀她的头，下巴往里缩，嘴唇抽搐，长长地咦了一声：“去不得，去不得。”

又笑了：“丑呵。”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怎么能自私呢？要学焦裕禄呵。”

那是很久以前。是我父亲鼓励她学习焦裕禄的。我还给她读过报上有关焦裕禄以及其他模范人物的报导——在我努力显示自己能够读报的年纪。那时，我只知道幺姑是一个工人，为一个当工人的姑姑骄傲。我不知道她那个工厂那样黑暗，那样狭窄，与想象中的工厂完全不一样，只在湿漉漉的小巷里占用一个旧公馆，有闪闪黄铜门环的黑森森大门，一旦吱吱扭扭张开，就一口把我吞了下去。走廊里垒着一个个横蛮的大货包，随时都有可能垮下来似的，只给昏暗中的男女留下侧身钻挤的空间。被叫做食堂的那间破旧棚子，缩在天井后头的一角，水泥层已经龟裂和剥落，露出了油腻腻的黑土。窗子是用锈铁条钉起来的。案板上有潮乎乎的生肉和生菜味，还有两钵黑黑的东西。我走近才听得嗡的一声，黑色散碎成苍蝇，显露出黑色曾经盖住的两钵米饭。这种钵饭出自蒸笼，因此每一钵饭的硬壳表面还有凹形圆圈，是另外一个钵底压出的，像盖上了一个公事公办的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