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她根本不愿谈起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包括她的父母，那两个吊死在一根绳子上的老干部。没意思啦，别烦我好不好？她眼下只愿意谈谈钱，谈谈男人和女人。她可以旁若无人地闯进客厅，不管在座的有什么人，单刀直入各种咸味话题。她评论起女士的眼睛、鼻梁、脖子、胸腰、手足、屁股，无微不至，常有独特心得，先领男人的神会，于是有时搔搔头自嘲：“真好笑，你们看我这眼光——我简直要成个男人啦。”接着她又可以大谈男人，一直谈到男人也无法谈到的水平，再洋洋自得地取笑诸位面红耳赤的听众：“不行不行，你们男人的神经太脆弱啦。受不了吧？好，换个频道，谈别的。”

幸亏幺姑耳聋，不知她嘴里喷吐出一些什么，否则根本不用等到进浴室，脑血管早就啪啪啪爆裂千万次无疑。

不过她不会在乎幺姑的好恶。正如她从不在乎什么领导，说不上班就不上班，说不开会就不开会，连请假条都没有。她也不在乎公园告示牌，带着她那个班上的中学生偷朵花，偷橘子，偷小卖店的饮料，乐得一派天真眉飞色舞，而且一次游玩如果没有这类冒险，就简直他妈的味同嚼蜡。她满口粗话却让孩子们觉得很开心，很崇拜，很迷恋，一个个不叫她“老师”而叫她“老黑”或者“黑姐姐”，把她当成了黑社会的巾帼老大。她几乎同所有的同事吵过架但又交友众多，交际圈覆盖到作家、画家、导演、歌星、高官以及子弟，外国的白人或者黑人。这就是她不会在乎幺姑也不会在乎上述所有人的资本——她经常宣布社会太肮脏，号称她每天回家都洗澡，于是湿淋淋的头上支着许多夹子，像一根狼牙棒。

她果然再没有来病房。我去学校找过她，想问一问她是否听说过一个叫珍媭的人，因为幺姑近来经常叨念着这个名字。

她的门上钉着很多留言条，落款者有姓张的，姓马的，姓M的等等。一个提着大旅行皮箱的大胡子守在门边直瞪我，似乎我根本没有权利在这里搓手和皱眉头。我只好知趣地离开。

我找到她时，电话有故障，她的声音微弱得像来自月球。“……珍媭？是发粮票查电费的黄婆婆吧？”

“好像不是。”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还有事？”

“你也不问问幺姑？”

“她还活着？”

“活着。”我回答得居然不怎么理直气壮。

“没钱到姐儿们这里来拿。在抽屉里。门钥匙在老地方。”她补上这一句就把话筒挂了。

我知道她用钱倒是不算小气，至少在很多时候是这样。可我不需要钱。

我需要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幺姑躺在家里，又咚咚地开始捶打着床边的小桌了。我赶紧找尿盆，还有小孩们常用的那种尿片，刚被烤得暖烘烘的。

“不是。我饿了，饿呀。”

她又在催饭，可我看看手表，其实还不到十一点。

“想吃什么菜？”我征求她的意见，努力保持自己的镇定，不去思索她口角的白沫。

“肉！”

她又随手一捶，捶得桌面咚的一声如惊雷劈顶，留下余音嗡嗡嗡，搅得我脑袋里乱糟糟的，各种部件都裂缝和错位了。

她近来很能吃，一餐三碗米饭，还要大块大块地吃肉，尤其对肥肉，可以像吞豆腐一样顺顺溜溜。这使我很奇怪。她以前从不吃猪肉，还说当年小镇上常挂着几颗示众的人头，待绳子腐烂，人头就跌落在地，被猪猡啃得滴溜溜地转，四下里滚去，不时滚到幺姑门前的水沟里。她说从那时起，她一见到猪肉就胸闷欲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