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一直有的潇洒风度是比赛谁能“混”。你问谁，都不说喜欢自己的专业，都说“瞎混呗”、“赚钱呗”，谁要是说喜欢自己的专业，就跟没见过世面似的。我以前也曾崇尚这种假“无为”，但现在听见这种说法就觉得对方很糙，因为就是这种人在一点儿一点儿破坏我们每天生活和文化中的美趣。出门去，出租车里听到年轻的女广播员，每读一句新闻就打一个磕巴，磕巴次数之多，如同是我的耳朵被虫蛀了无数的洞。她下了班安慰自己的话肯定也是：管它呢，瞎混呗，赚钱呗。

周围太多喜欢变化而不精于本行的人，使那些死守着自己本行较劲的人变得珍贵。老话说干一行爱一行，现在能有这种耐心的人就是国宝。我的一位老朋友梁和平就是喜欢弹钢琴。听他的演奏就像是体验中国音乐史，他手下的音乐一不小心就把你带回五十年代的激情，六十年代的热情，七十年代的反思，八十年代的反叛，九十年代的探索，如今的时尚等等。搞音乐的人是什么境况都要面临，职业音乐家什么样的场合都得奏音乐，所以一个音乐家面临着很多外界而来的要求，又要从这些要求中挣扎出自己的个性来，谈何容易。梁和平的演奏就是对音乐家一生处境的叙述。他一辈子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手指尖上，乐趣和发泄，每一个音符都是他要说的话。真正他说起话来就爱着急，可能嫌舌头不如手指头快。他的思维到了何处手马上奏出相应的音符来，时而风雅时而悲壮。他手下最软弱的声音是在他考虑听众的时候，手指在琴上摸索出一些美丽的分解和弦来，那些和弦似乎在问，想不想听到我？想听什么？我够不够动人？这是音乐家处于被动状态时的声音。最精彩的是梁和平彻底放弃那些疑问后，脑子只集中在手指上的时候，登时准确地奏出各种变化多端的音符来，这时他如同一个机智的演讲者，用音符准确地表达着他的意见。这些意见在他的现实生活中用语言是说不清的。当梁和平的思维感到充分的自由时，如同在指挥一场浪漫派音响的拳击战，在这里所有的抒情都失去了理性，被爵士乐的疯狂和不协和音领导着奔跑着和咆哮着，开战，让老柴的鼻子流血，因此旋律再不能够完整发展；让拉赫玛尼诺夫断腿，大抒情被扭摆的节奏代替；让勃拉姆斯折肋，雄壮中伴随着奚落。每一个出色的爵士钢琴家都无法摆脱他一生受到的音乐影响，关键不在于把思维条理化，而在于怎么打破条理。一丝不苟地打破条理，完美无缺地打破条理，百发百中地打破条理，是现代爵士音乐家的最高境界。但是别问梁和平太多的音乐流派哲理，他就是喜欢弹钢琴。

插句闲话。在妈妈家看到电视里有条广告：女儿买了一瓶什么药给母亲，母亲说买错了，要买某某牌子才对。女儿马上就把手里的瓶子扔进鱼缸里，母女俩一起说，要买某某牌子的什么药。不知是什么人设计的这个广告，觉得把药瓶子扔进鱼缸里是很酷的举动。这广告让我想起来多年前在前苏联的摇滚音乐节上见到一位从国内来的歌星，上台前当众喝下一瓶蜂王浆，然后很潇洒地把瓶子扔在地上。我不想当环境或动物保护者，但是娱乐界的明星和制造家们总该知道些最起码的生活风雅吧？

最近有两位伟大的中国作曲家在争论艺术是非，从人文角度争到纯艺术角度。作为一个中间人，我很想给这两代不同的作曲家劝和，想建议大家多从美学角度上争论一下当今的音乐作品。因为我们已经在是否人文和是否艺术的选择上争论得太多了，就是缺乏美学讨论。以前有人非要以死相许地和贝多芬比赛写出第十交响乐来，写了一辈子，还是没有人会以为你比贝多芬更伟大。我们是否需要讨论：在国外或国内有声誉的音乐作品背后的美学原则是什么？音乐作品的价值是以认同（ 无论国内国外 ）为准还是以美学为准？多一些美学讨论不仅能救活许多艺术家的命，还能把音乐这件事搞得不那么功利，反而会发扬更广大的音乐美趣，让我们大家多享受音乐吧。

美学就是细节特征。别说音乐了，如今就连理发师也讲究剪子用法的细节。六十年代的时候，从英国开始了一种剪发风格，叫沙宣Vidal Sassoon。沙宣理发店现在欧洲和美国各地都有，一直是以价格昂贵、发型讲究著称。去沙宣理发店要做好不仅花钱也要花时间的准备，因为沙宣的剪发风格是用剪刀一根一根地剪头发，绝对禁止用剃刀。所以沙宣风格剪出来的头发，不可有一丝多余的棱角，沙宣风格理出来的头发，大多可以保持三个月不走形。捎带说一句，在北京，有亚洲第一位沙宣发型设计大师罗少奇（ Suiki ）开的发廊，据说，罗少奇在亚洲是所有沙宣派的祖师爷。无论师祖还是徒孙，沙宣风格的发型师有一个统一的做派，就是疯狂地热爱理发，抓住顾客的头发之后马上把头发当艺术品一样摆弄，直到他们自己满意为止。有时顾客已经很满意了，理发师还是捏着你的头发一根一根琢磨，有一根头发不完美都不行。在北京还有很多发廊的理发师会说自己是沙宣派的，但如果发型师不是拿你的头发一根一根地琢磨两个小时以上，就不是真正的沙宣弟子。

无论音符还是头发还是鱼缸，都乐意被细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