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祁有音早晨刚要出门上班，父亲的电话来了，父亲是抗日老干部，平时不怎么给祁有音打电话，知道女儿和女婿的身份，小小不言的事情就让家里的保姆做了，父亲与祁有音不在一座城市生活，离休后父亲选择了老家，母亲年龄也大了，老两口在一起相伴，雇了个保姆，祁有音每逢周日都要打电话回家问候，好在父母身边还有一个孩子，祁有音的弟弟，祁有音也就比较放心家里了。

父亲亲自打电话来一定有要紧的事情，祁有音未听父亲说什么心就悬了起来。

父亲果然在电话里说：有音，这几天晚上我常做恶梦，梦见我从前牺牲的老战友，他们说想我，喊我去找他们呢。我已经八十多岁了，生命恐怕没有几天了，我这条命是在战火中捡来的，可救我的那个人却死了。那是个年轻人，一颗炸弹飞过来，他眼疾手快把我压到了身底下，他却死了，过去我跟你说过这事，现在我很想找一找这个人的家眷,看他有没有孩子，我想我不能欠着人情离开这个世界吧。

父亲说的这件事祁有音早就烂熟于心了，当时打仗的地方是一个偏僻的山岭，离山岭不远处有一个村子叫长水村，祁有音有年冬天带着周建业去过那个村，据父亲说那个救他的人很可能当时就住在此村。可车没进村就不听使唤了，漫天的大雪，冰冻的路面，把周建业的司机急出了一头汗，车仍是开不进去，最后还熄火了。祁有音与周建业只好扫兴而归，却惹得父亲老大不高兴，说他们吃不了苦。

周建业当时还跟父亲调侃了一句：爸，不是我们吃不了苦，而是苦不让我们吃。

现在，父亲又提起了这件事，祁有音深知父亲的心情，便安慰了一下父亲，说她一定会再去长水村寻找那位救命恩人。

到了单位，祁有音想打电话把这事跟周建业讲，又想起他们之间的约法三章，其中之一就是上班时间不谈家事。祁有音只好等下班以后再跟周建业讲，同时她心里突然不安起来，觉得父亲给她打这样的电话似是一种不祥之兆。

正想着，祁有音的手机响了，弟弟带着哭腔告诉她父亲患了胃癌，已经晚期了。　　　　

祁有音听罢，手抖得几乎拿不住手机了，妈怎么样？她颤着声问。

弟弟说：妈还不知道呢，不敢把这事告诉她，怕她受不了。

祁有音匆匆说：好，我马上回去。

祁有音给周建业发了手机信息，又跟办公室打了招呼就直奔长途汽车站，赶到家的时候已是下午。父亲显然还不知道自己的病况，医生要求开刀治疗，说胃上长了一个良性瘤。父亲执意不开刀，理由是自己身上的刀疤够多了，于是只好由着他在家里保守治疗，煎点中草药。父亲离休后，一直研究中医，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地步，经常自己给自己开药方，连医院的医生都很服气。　　

祁有音突然而至，父亲显然很惊讶，怎么早晨刚打过电话，下午就赶回来了呢？

祁有音不敢流泪，父亲问什么她就嗯嗯什么。

父亲气色枯黄，一副病入膏肓的样子。祁有音听父亲说着话，内心不住地翻卷，父亲这辈子太不容易了，年轻时扛枪打仗，中年时遭遇文革,晚年又患了癌症，人生的所有苦难几乎都让他尝尽了，父亲真可谓是在血水里浴三次，在咸水里煮三次，在清水里洗三次的人。战争年代的事她不知道，文革期间父亲遭受的惨状至今历历在目，红卫兵用皮带抽打父亲，用开水浇父亲，更为残忍的是他们要父亲天天跪着，直至跪上一百天，父亲的膝盖全部跪肿了，甚至流脓出血。母亲心疼父亲便给他缝了一个棉垫，她乞求红卫兵让父亲跪在棉垫上。红卫兵讲了一个条件，如果父亲跪在棉垫上，那么母亲就要陪跪，为了父亲的膝盖，母亲答应了，她看到父亲每天跪到棉垫上，她便跪在一边陪父亲。冰冷的水泥地，母亲的腿不时抽筋，父亲心疼母亲，将棉垫从自己的膝盖底下抽出来递给母亲，想让母亲垫上，两人你推我拉地推辞，被一个红卫兵看到了，叫嚷着说两个反革命分子搞资产阶级情调，棉垫被一把火烧了。父亲跪满了一百天，有将近两百天的时间不能行走，祁有音这才从母亲嘴里得知父亲的膝盖下方受过枪伤。后来，父亲走路的时候总是节奏缓慢，战场上的英雄本色好像再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