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弟？！”凤仪好奇地道：“他是谁呀？在哪儿？”

“他叫袁子欣，早就出国留学了，”方液仙道：“这是他走之前做的。”

“哦。”凤仪失望地撇了撇嘴。方液仙呵呵一笑道：“你这么喜欢，送给你吧，我这个师弟手很巧的，等他学成归国，我让他再做一个。”

“是吗？”凤仪开心地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什么时候回来我还真不知道，等他回来我介绍给你认识。”

“好啊，”凤仪乐道：“那谢谢方先生。”

方液仙扯过两张新闻纸，把碗包好，递在她。凤仪得了这碗，欢喜得像什么的，也不想和液仙聊天了，急忙忙地告辞了，捧着碗回到了家。从此，这只玻璃碗便放在了她的书桌上。她每天回到房间，都要抚摸它、看它，对着它说话。有开心的事情也说一番，有不开心的事情也说一番。有一次阿金好心，把碗收了起来，她一时找不见，大发了一次脾气，把阿金吓了一跳，以后再也不敢碰它了。

凤仪偶尔还是会在周末去湖心亭小坐，喝喝茶，听茶客们东南西北的聊天。这渐渐的变成了她一种休息的方式。她羡慕别的孩子有父母在身边，常常想念外公汪静生、雅贞姑姑，更想念已经很久没有消息的父亲方谦。南方正乱。但是她相信有哥哥保护，父亲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她暗自伤感，可她每次自怜的时候又觉得对不起养父邵元任，更对不起为了中国所有孩子在努力的父亲访谦。她一天一天地长大，就像一条深深的小溪，表面上只是平静地流淌，心底却是暗流激荡。

幸而有绘画可以让她忘却烦恼，每当她叹着气，无法排遣内心情绪的时候，她就回到画架旁，开始不停地绘画。那是她可以掌控的世界，是她熟悉得几乎可以不动脑子就知道对错、是非、以及微妙之义的地方。她对绘画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觉得得心应手，而另一方面，她就越来越为自己面对现实世界时的无能感到苦恼、感到自卑。但是她能怎么办呢？她只有这样，一天接一天的画下去。邵元任虽然也想和她多谈谈心，怎奈工作繁忙，偶尔父女二人坐下来，又觉得找不到什么特别的话题，谈来谈去，还是学习怎么样，画画怎么样。邵元任觉得她喜爱画画是件好事，如果将来能成为一位画家，也是不错的选择，就算不能成名成家，也是一门手艺。所谓家有万亩良田，不如薄技在身，所以对此十分鼓励，希望她能在这绘画有所作为。

1913年注定是民国的多事之年。这一年的春天，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 夏天爆发了二次革命，秋天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民国形势急转之下。由于上海的特殊性，袁世凯的势力无法进入租界捉拿革命党人，为了打开租界的方便之门，袁世凯政府允许上海法租界向外扩大了近一千亩的面积，由此换取进入租界的权利。如此一来，上海的形势也分外严峻起来。方谦为了保护女儿，切断了与凤仪的一切联系，连邵元任也联络不到他。凤仪至此，完全失去了父亲与哥哥的消息。

这样的日子一晃就是两年。1915年1月，日本提出了令中国人震惊的二十一条，猛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反日活动的高潮。凤仪所有的同学都参与到了这样的活动中，美莲更是当中的积极分子，凤仪却似乎沉静在绘画世界里，对此不闻不问。美莲指责她是象牙塔里的人，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国家与民族，而杏礼觉得女人议政是十分荒唐的事情，女人就应该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找个好男人嫁了，一辈子过得舒舒服服的。她对凤仪的行为也看不惯，嘲笑她除了画画什么都不懂，打扮的像个穷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