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英雄气概并未让我躲过劫难，有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个人从公园散步回家，在快到我家小区的小路上，突然后脖颈子一阵凉风，我便人事不省地栽在路边，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里，头上戴着纱网，缠着绷带，我老婆正坐在床边抹眼泪。不用我老婆解释我已经明白了，医生说我命大，砖头再拍正一点，我就去另一个世界了。我实在没有想到，一部小说竟然会让一些人吓得想要结果我的性命，这说明《庙堂》不是一面普通的镜子，它是一面照妖镜，这的确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出院后，我确实恐惧了一阵子，我老婆劝我离开东州，我思来想去没同意，因为我现在只能靠写作为生，既然我的笔可以让邪恶的势力心惊肉跳，当然就可以让正义的力量信心百倍。这么一想我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原来从开始创作《庙堂》那天起我的新生活就开始了，而在这之前的一切都是导言，是半黑暗的史前纪。然而我想得太简单了，我在东州遇到的困境扩大到了全省。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全国的媒体都在宣传《庙堂》，称它是一把利剑，一把匕首，一柄锋利的手术刀，然而省内的媒体对《庙堂》却鸦雀无声，我感到了不正常，但是并未往深处想，直到省内一位评论家写了一篇关于《庙堂》的评论被省报拒绝，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天省内的那位评论家将稿子交给了文化版的编辑部主任，主任一口承诺这篇稿子全文发表没问题，可是很快这位主任又给那位评论家打电话告诉他对不起，报社主管领导将稿子枪毙了，评论家问理由是什么，编辑部主任支吾了半天，在评论家一再要求下，编辑部主任压低声音念了报社主管领导在稿子上的批示：“商政作为腐败书记的秘书，适合党报宣传吗？”评论家听后肺都快气炸了，当时在电话中骂道：“他妈的，都什么年代了，还搞株连！商政怎么了？人家出污泥而不染，这么大的腐败案干干净净地走出来，堂堂正正地辞职，官场上又有几人能做到？这样的人不仅应该宣传，还应当大力宣传，你们不宣传也就罢了，还搞封杀，难道商政没有腐败反倒有罪了吗？不就是一部《庙堂》让一些人看了不舒服吗？他妈的这些人心里没有鬼会不舒服？”过后，这位评论家特意请我喝酒，并将这件事告诉了我，还鼓励我千万别停笔，他认为省内的情况很不正常，越是不正常，就越要将这种不正常公之于众，他们越是讳疾忌医，就越是要对其望闻问切，我们的社会从来就不缺乏唱颂歌的作品，缺的是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力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庙堂》写得还不够，要知道具有批判精神和反思性的作家是社会的良知，具有批判精神和反思性的作品是社会的眼睛。这位评论家的话让我备受鼓舞，回家的路上，我发现路边花园的一栋栋别墅如一座座坟墓一般幽暗地矗立着，雨后浓酽的花气熏得令人窒息，一切都有点雾蒙蒙的，溽热得很，不知为什么，我心中有一种行将告别的奇怪滋味，我不知道要向什么告别，我只知道寻找自我的路仍旧漫长，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我不再用脚跋涉，而是用笔，因为笔会让我走得更远。这时我的灵感突然跳出来问我：“商政，是不是有一群魔鬼正在你的脑海里狂欢？”

“灵感，”我深沉地说，“我发现权力的动物园里污秽不堪。”

“商政，你这是在寻求危险带来的激动。”

“我喜欢观看笼子里的老虎。”

“你要小心，那笼子的门只是虚掩着。”

“不瞒你说，我还真想走进笼子里试试它的凶残。”

“你就不怕那笼子里是一座监狱，自己被囚禁其中？”

“谁又不被围在城堡中，要知道那可怕的孤独是自我判处的刑罚。”

“也许你的所有努力都像西西弗斯一样徒劳。”

“西西弗斯最可贵的是勇气。”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就为撒旦祈祷吧。”

“其实撒旦已经出现了。”

“谁？”

“你？！”

我之所以喜欢这则传闻，是因为我一直认为文学之路也是从政之路的终南捷径，如果运气好的话，不比领导秘书升得慢，而且可能一步到位。如果这则传闻是真的，那么商政遇到的问题是由于他不知道小说为何物造成的，虽然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不等于模仿生活、抄袭现实，写作和从政一样，都需要一份圆熟。当然既然这是我必须走的一条路，我自然会在这部长篇小说创作过程中给予全新的演绎，我一直没有机会将我理想的宏图变成现实，如果通过小说再现一遍，或许当运气来临时，应对起来更加从容。当然这毕竟是想象，而不是生活，或许演绎起来会陷入无言所说，无从说起，却又不得不说的境地，但这又何尝不是当今作家共同面对的难言之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