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做的那支竹笔送给我吧。”高佑民的声音几乎是在哀求了。

这是一九六五年发生在两个少年之间的故事。那时他们无法想象几十年后等待他们的将又是怎样的命运。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的高考落榜生高佑民身居高位依然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之一，而那个自以为文曲星下凡一步登天的穷小子邹含之在度尽劫波之后仍然是高佑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的一个小卒子，即便偶尔一现的豪迈与自信，说穿了也不过是读书人假扮的天真。高佑民当然不会这样想，可事实就是这样。人际命运复杂到了荒唐的程度，没有谁能根据逻辑推导出他的人生轨迹。

在邹含之背着背包北上京城的时候，高佑民在他父亲不费吹灰之力的安排下一身戎装南下广州。高佑民揣在怀里的不是别的，就是邹含之送他的那支竹笔。自那以后，他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一直到现在，高佑民早已看透了那种理想主义的矫情，可当时却是那么虔诚。自那以后，每当他神思恍惚踌躇彷徨之时，只要一握住这支竹笔，他的手就变得坚定，心里也能保持平衡，而且对什么事立刻就会作出清醒的取舍，一下子就有了方向感。一直到现在，他依旧很仔细地珍藏着这支竹笔。这不仅是坚忍和意志的象征，它仿佛还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不断地超度着他。

后来，高佑民也上过大学，在省委党校脱产攻读了两年本科。

那年也正好是他儿子高考落榜。十八岁的儿子没有书读了，四十几岁的老子却成了大学生，这让他觉得自己很壮烈很伟大。他想念书。他对知识的敬畏和崇拜是在最不看重知识、把知识和知识分子贬得连狗屎也不如的年代。当知识分子开始吃香、工农牌干部开始削价处理时，他也有了一个跨入知识分子队伍行列的机会，他非常珍惜这个机会。那时候，不说本科，有一张中专文凭就可以摆知识分子的谱了。组织人事部门统计知识分子的数量，也是以中专毕业为起点线的。本科，那可就算大知识分子了。邹含之不也就念了个本科？高佑民寒窗苦读，读领导科学，读行政管理学，那都是些啥玩意儿啊，那都是些在幼儿园里哄小孩的东西啊。他曾经以为凡被称为科学的东西一定都很高深，他念了两年念明白了，原来在他心中五彩斑斓的东西，突然像被拆开了的万花筒，只有几片破玻璃碎纸屑。就这么个玩意儿！

儿子在家补习了两年，高佑民已经本科毕业。儿子还是没考上，高佑民都不明白儿子把书念到哪里去了，难道念个高中比上个大学还难？眼看着儿子仍趴在小桌上，每天跟小和尚念经似的复习迎考，他把那堆得像小山似的各种复习资料全扔在了地上。

“都烧了吧，念这劳什子有什么用。”他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一股邪火。

高侃胆战心惊地问：“你，你不要我考大学了？”

高佑民说：“还是干点实事吧！”

高侃就像一下子解放了，他也早就不想念这狗屁书了，是因为有父亲母亲逼着，一个威逼，一个利诱，他才不得不把这两年生命都埋在书堆里，真有一种被活埋的感觉。高侃最想干的是警察，只要父亲吭一声，他立马就能穿上警服，过把枪瘾了。但高佑民一句话就把儿子做了多少年的美梦给毙了。

高侃瞟了他两眼，试探着问：“你让我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