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她已经离开了当初落脚的蒲石路236弄18号，离开那阁楼里住着的结发丈夫和第一个儿子，与在上海演剧界名声响亮的人结婚。他们在法租界的永康别墅里安了家，浴室里的铜龙头上，放出冷水的那一只，在龙头把手中央嵌着的一小块白瓷上，写着一个C。热水龙头的白瓷上，写着一个H。她的大衣橱里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旗袍和配旗袍用的披肩、短袖开衫、手袋、绣花鞋和玻璃丝袜，还有自制的绷裤。那时候还没有拉链，绷裤上缝着一长排扣子和搭袢，用来收紧腰身，保持苗条。有时候衣服穿了一次两次还没送出去洗，在衣橱里挂着，染得橱子里也有粉饼涩涩的香气。有时候在粉饼的香气里，还浮着白兰花清澈的浓香，也许因为在初夏的时候，她曾在旗袍的盘钮上挂过用细铅丝穿起来、像扇子一样排开的白色小花。卖花女人挽着一个扁竹篮，站在街角，看到穿戴整齐的女人走来，就叫一声：“白兰花来栀子花。”那气味复杂的衣橱里，是一个1944年的上海电影明星一定要用的行头，特别是像上官云珠这样一个逃难来的小镇美女，在名利场中挣扎着发迹的人。

小女孩的父亲，是留洋回来的文人姚克。他是一个倜傥的苏州人，头发用发蜡梳得光光的，一小缕一小缕的，留着梳子的齿痕，穿白色西装和牙签条的薄呢背心，在说话里夹着一些英文字。他回国的时候，带回来一个美国妻子。法国公园边上的法国总会楼上，有一个雅致的小礼堂，上海大学里左倾的学生们常借那里演英文戏，地下党的人去那里看戏，他也带着太太一起去看戏。他在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英文杂志《天下》做主要作者和编辑。在鲁迅著作的翻译上，他出了许多力，和鲁迅来往密切。到鲁迅病逝，在万国殡仪馆大殓，按照西方挚友和至亲抬棺木的习惯，鲁迅的棺木也由他生前最密切的弟子来抬。而姚克就是那十个抬灵者中的一个。可他的好朋友刘半农，多愁善感的《叫我如何不想她》的作者，则是鲁迅杂文讥讽的对象，但他的另一个好朋友殷夫，是被国民党在龙华处决了的作家。他就是这样一个在上海很活跃的知识分子，自我感觉良好，整天想着折腾自己喜欢的事，不算红色这一边的，也不算白色那一边的，他不想，他们也都不要他。因为他举止的西化，曾经被思想进步的导演和小报记者叫做“洋场恶少”，他听了，委屈地告诉当时在上海演戏的黄宗江，比他小了十几岁的黄宗江没大没小地拍

他肩膀，安慰他说：“你哪里是洋场恶少，姚Sir，你是大大的洋场良少。”

他没有像大多数留洋回来的人那样，去大学里当教授，而是泡在苦干剧团里当编剧，写古装戏，同时也导戏，听说他当年的名气不在黄佐临之下。在日本人监视下，艺人们不愿意不演戏，又不能演现实生活的真相，也不愿意当汉奸演员，古装戏就成了艺人们的最后一条钢丝，不知有多少人在古装戏里锻炼着自己的艺术，安慰着自己的理想。姚克的《清宫怨》就是那时候写的，那里面委婉的悲情一下子吸引了留在上海最有名的演员和导演，上官云珠在里面演一个宫女。他们就是在天风剧社排练场里认识的。1942年，他的美国妻子带着孩子回国，姚克和上官云珠在北京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