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兰心剧院里有人怀疑，1949年上海影剧界劳军救灾游园会募得的款项，被当时收管钱款的经理程述尧贪污。一经揭发，上面立刻派人到剧院查账。因为游园会义卖的时候，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来捐款捐物，帮忙的人也是从各处临时来的，每天还有银行职员来帮着把钱带回银行去，头绪的确很乱。可程述尧是个标准燕京大学的宝货，从小不缺钱花的好学生，也就从不用为了钱动下流脑筋，根本就没想过要贪污。他轰轰烈烈的事可做，可一针一线、日后拿出来就可以摘清自己的小事却全不放在心里，所以并没有细账。他也是从来没想到自己还能遇上查账这么一天。于是，不知深浅的程述尧便按照自己的回忆临时凑了一个账目，只以为那是例行公事而已。这样一个账目，一问就知是假。于是，他马上就被关在剧院里不许回家。

剧院里反映运动的黑板报上，已经把程述尧称为贪污分子。那是上海文艺界运动中的一件大事。

上官云珠家的奶妈隔天去剧院取先生的换洗衣服，再给先生送点吃的。机灵的奶妈装做不识字的样子，每一次，都把黑板上的意思看仔细了，回家告诉上官。遇见有人问她看什么，她就说，看上面的小圆圈怎么能画得那么圆。

那也正是上官云珠不顺心的时候。因为她是旧上海的明星，所以在为演员评定级别的时候，她被定为四级演员。新中国的电影里不再有交际花的角色，也用不着那像刀片一样的眼神。这对苦苦奋斗的她来说，是多大的打击，她从没有说过，只是拼命要求进步，事事走在前面。为灾区筹款义演，劳军义演，她次次都积极参加，直到劳累过度，犯了肺病。文艺界整风发言时，她主动反省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她多次说到自己喜欢演戏里面虚荣的成分，是想要过大明星出人头地的生活。她连续演出革命话剧《红旗歌》，直到一百三十一场。她有空就带着姚姚，到进驻上海的解放军文工团的排练场去，看他们排练《白毛女》。程述尧出了那样的丑事，她天天在家里哭。奶妈说先生是冤枉的，她马上告诉奶妈说：“共产党不会冤枉人的。”

被关着不能回家的程述尧，在别人一再追问催逼下，不愿意再计较，只求赶快自由。于是他做出毁掉自己一生的事，他承认自己将钱拿回了家。“要是我真的把钱拿回家去，要用麻袋装上两麻袋才够，还要叫一部黄包车才行。世上，有这样贪污钱的吗？”他日后才这么说。他以为大不了花上几百块美金，自己就可以买个太平，可以回家住。上官云珠只得从家里拿出自己的八百块美金和两个戒指送到剧院，作为退赔的赃款。在程述尧可以回家的时候，他已经被定为贪污分子，解除经理职务，留在剧院管制劳动一年。

他几乎就是最早一批被新社会清除出去的人，从此的生活，就像一个假释的犯人。紧接着，上官云珠提出离婚。她是不是已经意识到程述尧成为了社会异类这一点，没有人知道。反正，她实在不能再和这么一个自己把自己变成贪污分子、而且从家里拿出去钱当赃款、连累她也说不清楚的人生活在一起了。按理说，她应该是那个最知道程述尧受了冤枉的人，因为家里并没有贪污来的那一大笔钱。可软弱的他，就这样把她连累了，她正在那么辛苦坚决地争取着进步，她的钱，都是靠演戏挣来的。或者说是虚荣，或者说是势利，或者说是受到了伤害，当一个人自己把自己弄脏，他就是不清白的。在那不清白里面，还有为人的软弱和窝囊。这样的错误，在上官云珠来说，是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