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就什么也不说吧，妈妈会这样做的。”灯灯想了想说，“但是姐姐会知道，碰巧什么时候听说的吧。妈妈也不会刻意瞒着她，像我爸爸刻意瞒我那样。”

“1961年的春节，吴嫣刑满出狱。上海马上打电报来，叫我回家。那时正是我要期末大考的时候，北京的家里怕我分心，就瞒着我去买火车票。我那个贝满女中毕业后去做家庭教师的大姑姑去买票回来，我奶奶当着我的面只问她，芭蕾舞票买着没有？我大姑姑就说，买着了。”灯灯说着笑了起来，那一刹那他的脸上出现了非常温和的神情，让人想起在阳光里被晒得透熟的广东产的芝麻香蕉，吃一口心里就满满的甜和软。他应该是非常想回家的吧，想要生活在自己的爸爸妈妈身边。

“我到了上海。在火车站，爸爸就打电话回家，告诉我妈妈，我到了，第二天就会送我去家里。第二天，我就跟着爸爸去高安路建国西路口的家。那是个晴天，街上有人上班，我和爸爸沿着高安路走，我爸爸点给我看，楼顶上有一扇窗子打开了，窗子里站着三个人，她们向我招手。我是一岁多离开妈妈的，再回到妈妈的家，已经十岁了。我那时大叫着妈妈，就往前冲，什么也不知道了，过马路时，大概是差点出车祸吧，我听见有人在马路上骂我，可我也不懂，也没有停下来。窗上的人不见了，她们下来接我了。我见了一个门，就往里面跑。可是跑错了门，我再跑出来的时候，姐姐已经到街上了，她叫了我一声，抱起我就上楼。”

“她抱起你？你已经十岁了，很重了。”我问。

“是啊，她抱起我来。她十七岁。抱了一层楼，她抱不动了，可硬抱着。这时候妈妈下来了，我的姨妈也下来了，妈妈把我接过去抱着，她也抱不动我，就那么拦腰抱着，我们这样回了家。”

“姚姚说了什么？”我问。

“没有说什么，就是叫我，灯灯，灯灯，灯灯。”

“你记得她的样子吗？”我问。

“是短头发，穿了深蓝色的丝绒罩衣。我不记得了。”灯灯说，“我们大家都高兴坏了。晚上我和姐姐都睡在妈妈房间里，我们俩睡在贺路的床上，妈妈睡在她自己的床上，她和贺路的卧室里放的是一对合欢床。我不知道贺路到哪里去了，他反正不在家里。”

“是啊，那时你才十岁，不会留意那么多事的。”我说。

“我记得姐姐每天都弹琴，她已经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钢琴了，她弹的大多是手指的练习，我记得我那么喜欢听她弹手指练习，不断地重复，不断地向前。”

“很安定的感觉吧，那是。”我说。

但对姚姚本人来说，也是这样的感觉吗？

那一年，姚姚十七岁了，长得和她的妈妈一样高了，她也和妈妈一样穿自制的绷裤，保护身材的苗条。按照妈妈的意愿，她在音乐学院附中学习钢琴。音乐学院附中的校舍，是由在东平路上的五栋花园别墅组成的，那是蒋介石的别墅，宋子文的别墅，孔祥熙和陈立夫的别墅，还有一家是个财阀，姓徐。都说那是上海的校园里最美最豪华的一个，在漂亮的大房子之间，是大片的草地，树林和竹林，湖石和池塘，也都被安排在合适的地方。

“她和她妈妈一样，长得也很娇小。人家一看她，就知道她是个娇小姐，她衣服很讲究，用的东西都是最贵的，总是穿皮鞋。那时候穿皮鞋的女同学就不算多，大多数人穿的是家制的布鞋。脸那么白，手指白白净净的。虽然她总是想要掩盖自己家的生活条件，可是一不当心就漏出来。”姚姚在附中的同学仲婉说，她说着挑起一边的眉毛，她是学声乐的，直到现在，还有个嘹亮的大嗓门，“那个时候，社会风气很积极向上，大家都以艰苦朴素为荣，太讲究了，不合潮流的。可是，有家庭背景的同学总还是和人不一样。姚姚的妈妈是有名的电影演员，她生活得比一般同学要优裕，她为这一点得意。但是她也知道这样的思想意识是不行的，所以又常常注意掩盖。所以，事情有一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