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姚，她是真的高兴自己入团，真心要求进步吗？”我再问。

“那是真的。”仲婉很肯定地说，“大家都知道，落后是很危险的，很多事情会把你排除在外，那时候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被排除在外面，是十分可怕的事啊。”仲婉说。

听说上官云珠也为姚姚高兴，她总是鼓励姚姚争取进步，就是在外景地排戏，给姚姚的信里，也总教育姚姚小心做人，争取进步。长大的姚姚在革命的名义下和她公然顶嘴时，她总是马上沉默，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

上官云珠那时也一直是要求进步的人。从她的传记里看，那时她参加了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队，到乡下去搞“四清”。四清工作队的生活非常紧张和辛苦，他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按照工作队的规定，不吃大米，不吃白面，不吃鱼、肉和鸡蛋，还有豆腐和粉条，总之一切好一点的食物。白天和农民一起干活，晚上开会搞运动到深夜。而上官云珠，就是在农村累得吐血了，也悄悄把嘴里的腥味漱掉，再回到会场里去。她是豁出命来，想要改造成一个受到党真正信任的演员。我猜想她这样是为了可以继续自己的舞台生命。我猜想她心里已经非常明白，要是党不把你当成自己人，你就再也演不成戏了。她和熊十力有所不同，熊十力只要有纸笔，就可以继续工作。而她，要是没有舞台和银幕，就结束了。从1940年开始，当一个电影明星，就是她的梦想，她的追求，她生存的意义。她习惯了要为它付出自己所有的东西。而那时，上官云珠已经四十五岁，是一个演员的黄金岁月，因为心智和演技都已经成熟，创造力可能喷薄而出。也是一个女演员害怕的时候，一天天地，在镜子前，能看到作为一个演员扮相上的美貌，用流水的速度，汩汩地在消失。就是不演戏的女人，也会在那时多拍一些照片，知道自己将要老

去了。在这样的时候，上官云珠心里一定会着急的吧。

但即使上官云珠心里会有这样的想法，她也从来没有告诉过姚姚，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想法影响过姚姚。就像那时候许多家庭会做的那样，父母和孩子不会说心里话。

大概“通情达理”这样的词，就是这样一点点地，从人的心里铲除出去的吧。而积极的生活态度，就是这样一点点地变得暴烈、单一和政治化。

“姚姚要是这样积极要求进步的话，我认为她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家庭的影响要比受到社会上的压力作用大得多。学校里是会有压力的，但我觉得家庭的影响才是决定性的。”约伯说，“那时候我姐姐因为响应学校给党提意见的要求，写了大字报，结果成了右派，被送去青海的劳改农场。那时候学生右派去青海劳动教养，要家长签字，表示是家长送她去的。那天晚上姐姐回家来，我看见姐姐对着爸爸哭了。以后，我家从来不要求我进步，要我入团什么的。我爸爸谨小慎微，他的原则是离政治越远越好。所以我在学校里不和团员说话的。在学校里的压力，大家都是一样大，可家庭影响的不同，孩子就可以有不同的表现。”

约伯大概不会跟仲婉讲话吧，要是他们在一间学校里读书的话。那时仲婉是一个率直而淳朴的团支部书记，梳着小刷子辫子，亮着女高音的大嗓门。那么，约伯会跟姚姚说话吗？她是个娇滴滴的女共青团员，穿着在蓝棠定做的搭襻皮鞋和朋街女装店的细腿长裤，那都是上海当时最高级的服饰店，等于现在的古弛皮鞋和宝姿女装。她以仲婉认为“不像”的姿态积极争取着进步。刚刚入学的第一个冬天，姚姚就跟着全院学生和老师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革命运动，和她的妈妈一样，姚姚也要白天和农民一起干农活，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开会，查生产队的账，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年轻的学生在那样的日子里学习了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本领。在农村的两个多月里，姚姚努力地干活，努力地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