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门、克拉玛依、川中会战，反右、大跃进、插红旗……首度出征的将军部长如同风里踩浪，颠簸跌坠，忽热忽冷。

毛泽东问：“情况怎么样了？”

余秋里十分尴尬：“主席，情况不妙！”

301医院。高干病房。

首长那天从抢救手术室被推出来进病房已经十几天了。今天是拆线的日子。女院长和专家们都来了，大家一起在期待奇迹的出现……

夫人带着女儿赶来了。首长的秘书和管理员也来了。

一个多小时后，首长头部缠着的纱布被解下。医生说，首长的手术伤口愈合得还算好。

“我爸爸能醒得来吗？都十几天了……”女儿晓红挽着妈妈的胳膊，看着床头安详躺着的父亲，眼泪都快涌出了。

妈妈没有说话，只是用一只手紧紧抓住床头的铁栏，显然她不想让女儿和周围的人看出她内心的焦虑与痛苦。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床头直挺挺躺着的丈夫，轻轻对女儿说了声：“来，帮你爸换个姿势。”

秘书和管理员赶紧上前帮着一起给首长翻了个身。

女院长和专家将首长的秘书和管理员叫到一边悄悄说：“看来首长要恢复知觉的希望十分渺茫……”

这话被首长的女儿听到。“你们不能就这样下结论！我爸他能醒来！他能！他……”晓红说这话时已是泪流满面。

一旁的老夫人身子微微一颤，如果不是双手抓住床头的铁栏杆，她会被这眼睁睁的事实击倒的。与丈夫相依为命、出生入死几十年，她不相信铁骨铮铮的“老头子”就这样倒下后再不能起来。永不相信。

在她的记忆中，他是座钢铁垒成的山，纵然用机枪、大炮扫射，或者是炸弹狂轰滥炸，他也垮不了的！

刘素阁第一次见到余秋里，就有这种印象。那次见面有些被人硬拉强扯的味道。

200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已是78岁高龄的刘素阁老人非常清楚地对我说了她与余秋里的全部“恋爱经过”：我是河北定县的，十四五岁时参加了八路，在抗大二分校的附中。我们是走着到延安的，走了四个多月，天天要穿过日本鬼子的碉堡城楼。很艰苦，也很危险，可那时我们一心向往延安，啥叫苦都不知道。后来抗大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在军区政治部当宣传干事。那时我很高傲，个头也高，比较出众（一定是亭亭玉立――笔者插话，刘素阁老人自豪地笑）。有人就开始打我主意了。有一次政委问我为什么不找对象，我说为什么一定要找对象？那时部队首长多，当兵的女同志好像就该一定要嫁人似的。我没这么想，所以反倒被人觉得奇怪了。再有一点，我心里不想找那些老红军当自己的丈夫，我嫌他们是“红军老大粗”（刘素阁老人说到这儿又笑）。后来政治部的李贞部长来找我，她是女红军，解放后毛主席授予的第一个女将军。她要给我介绍对象，起初我也不同意，她就不停地磨我。没法，我说那就见见吧。李贞部长他们事先给我介绍了许多余秋里的情况，说他如何如何地好，是个年轻的老红军，打仗特勇敢，是功臣，还特意说少了只胳膊。我倒对这些没在意。有一次军区开各战区干部负责人会。领导们都住在山上，我们在山下。有一天开会的领导们休息，三三两两地站在山头上闲聊。李贞就带我去“相亲”。余政委他自己不知道我在山脚下看他――那时他是旅政委。我站在山下往上二三米看，看到一个挺干练精瘦的人，一只衣袖空荡荡的。李贞问我怎么样。我没有回答。之后李贞又带我说去“串串门”。那是个下午，在一座窑洞里，有余秋里他们四五个人。余秋里第一次见我时笑眯眯地跟我说话，问了一下好。我说“政委好”。就这么着我们算谈成了，当时他31岁，可我们俩人站在一起他显得个头挺小的，我一米六八，比他高似的。第二次我们见面是他主动来找我的。他们开的那个会议结束时，我们就结婚了，从认识到结婚才一个来月。结婚时我抱着一床被子就过去了，那被子是贺龙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