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汲清和翁文波是新中国五六十年代最重要的地质学家，他们俩人关系之好，除了共同的事业追求外，还有一层非常深的特殊关系：黄汲清的恩师之一是翁文波的堂兄翁文灏，而翁文波在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时，在面临下一步学什么做什么时，得到过时任中央地质调查所代所长的黄汲清的建议，黄说你既然学了物理专业，就应该使自己具有世界水平的知识，到国外去学物探专业，中国地质事业前景很大，可物探的人才很少。翁文波后来真的考上了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地球物理探矿专业，并且从此走上了报效祖国的物探事业。黄汲清和这位“老弟”在解放前的玉门油田发现中就并肩战斗过。新中国成立后，黄汲清最早身兼两个职务：既是地质部石油地质局的总工程师，又是康世恩领导的国家石油勘探管理局主要技术负责人。翁文波呢，是石油部勘探司的总工程师。黄汲清亲口告诉我：他说如果不是因为当时自己是右派倾向分子，政治命运捏在别人手里，又因中国地质科学院硬拉他去任职，他或许就是余秋里和康世恩手下的人了！

说到黄汲清和翁文波对松辽地质理论的贡献，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还有两个人必须着重提一下，因为他们对中国石油的贡献和最后的命运反差极大。第一个是石油部第一任总地质师陈贲，这位为发现和开发玉门油田作过特殊贡献、在新中国多处油田洒过热血的杰出地质学家，正当他雄心勃勃为松辽油田准备大干一番时，却被打成了右派，随后下放到青海石油管理局监督劳动，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再度受冲击的陈贲不堪耻辱，含怨于当年6月12日自尽于一间破落的小屋里。另一位大地质学家谢家荣几乎与陈贲的命运如出一辙，他是地质部的总工程师，也是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也是在“文革”开始时便不堪折磨而以最古老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谢大师的妻子在丈夫离世不几天也以同样的方式告别了人世……那一幕令我们不堪回首。

康世恩另外还想讲清楚的一件事则是我以前并不清楚的，那就是在地质部普查工作的同时，他所领导的原石油总局和后来的石油部地质工作者也一直在松辽一带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1953年，根据群众报告，康世恩派出石油总局的宗丕声、邱振馨等人到黑龙江尚志县进行过四次油苗调查。1954年，石油总局的张传淦、陈良鹤和唐祖奎等人多次到辽宁阜新、吉林安图和黑龙江依兰等广大地区进行过地质调查。这些调查同样证实了这些地方有油苗、沥青和油页岩存在，对松辽盆地东部边缘的地层和构造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从1956年开始，石油工业部的专家、领导以及部党组成员或写文章，或会议发言，或写正式报告，纷纷呼吁把松辽盆地作为石油勘探的重点地区。比如，1956年1月，在石油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石油勘探会议”上，康世恩就指出：松辽盆地是全国含油地区之一，“应即着手进行地质调查工作”。康世恩还在这个月的20日，特别给石油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石油勘探大会专门写了一份长达1 郾6万字、起名为《 在中国如何寻找石油 》的信。这是他奉李聚奎老部长之命到苏联考察和学习了整整三个月、走遍苏联各大油田之后又结合中国地质情况而用心完成的一份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找油指南”。同年2月，石油部党组给中央的正式报告中明确提出：“松辽平原是可能含油地带”，并将它列入石油资源的后备地区之一。3月，石油部党组在给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的报告中提出了自己部门的具体战略：争取在二三年内，在华北地区（渤海湾盆地）和松辽盆地等地找到一两个大油田。比如，1957年，石油部总地质师陈贲在当年石油部勘探会议上，作了《 七年来勘探工作的经验和今后的方向 》的报告。其中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作部署，就建议把松辽盆地作为五个重点地区之一，加强勘探力量。而就在这年初，石油部指示部属的西安地调处组建一个地质综合研究队，专门负责松辽盆地的石油地质调查研究工作。这个队被命名为116队，由队长邱仲健等7位地质人员组成。他们从1957年3月开始，冒着淫雨与严寒，踏遍了东北地区的山山水水、沼泽湖泊。在北京和长春等地，日以继夜地工作，广泛收集了有关资料。经过反复的对比分析，终于得出了松辽盆地是含油极有希望的地区的结论，于1957年底，编制出了松辽盆地含油远景图，并提出了在这个地区开展地球物理勘探的部署和钻探基准井井位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