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之长，受国家之命，调所属一个工厂竟然屡屡遭到如此反复和不从，余秋里深感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和石油队伍“双重”管理所带来的重重问题。而所有问题的原因，则来自于一个因素：中央和地方的极“左”风盛行，盛行到大有势不可挡的地步。

刚刚起步的石油队伍面临着一场空前的生死选择！

找油的人要去炼钢。热心石油事业的干部则被批判为“右倾”分子。

余秋里为此苦恼和焦虑。

暂不提松辽战局的事。当时支撑着中国石油工业的主要基地如新疆石油局与玉门石油局，都面临“不干正业、干正业反被打倒”的局面。

新疆石油局局长张文彬，是原“石油师”的政委，从1952年接受毛泽东之令带领全师官兵转业到石油战线后，一心想为中国的石油事业出力流汗，多做贡献。可有人则把他搞石油的干劲说成了反“大跃进”的右倾行为，欲停其职。余秋里得知后，立即责令新疆石油局党委必须纠正对张文彬的错误做法。为此余秋里专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的王恩茂同志通话，力主保下张文彬。

玉门油田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在“大跃进”思想的影响下，全油田不按科学规律办事，一夜间让所有油井“放大嘴”，即开足马力出油，结果造成整个油田的油井陷入“空肚”的危险境地。许多原本是高产油的井，变成了低产油井；那些本来可以稳定产油的井，则成了“闭经”的枯井。局长焦力人因为反对这种“浮夸风”，竟然被玉门市委决定要召开公审式的批斗大会进行批判。

会议定在第二天八点正式开始。焦力人此刻已经知道，他是上面定的“右派”名额之内的人员了。而就在离开会只有十几分钟的时候，局机关秘书匆匆地过来向焦力人和局党委书记报告道：“北京来长途，让焦局长和书记你们俩去接。”

“谁打来的？”那个准备主持批判大会的党委书记不耐烦地问。

“是余部长来的。”秘书说。

党委书记一听是余部长的，只好朝焦力人招呼一声：“走吧！先接电话去。”

“玉门吗？我是余秋里呀！你们俩听着：我现在命令你们马上启程到北京来开重要会议！”长途电话里，余秋里以毋庸置疑的口气命令道。

“部长，我们、我们正要开大会呢！能不能……等开完会再启程行吗？”那党委书记支支吾吾地问。

“不能！你们两个立即上北京来，不得耽误一分钟！”北京的长途电话“啪”地挂了。

焦力人和那个党委书记弄不清北京余部长这么急让他们去干什么。于是也不敢耽误一分钟，夹起衣服又从财务那儿领了些路费直奔嘉峪关飞机场，火速赶到北京，直奔石油部机关。办公厅工作人员见焦力人他们来后，很热情地给安排在部招待所，一人一间房，而且还特意在房间里放了些水果。

第一天没见有人来通知他们开会。

第二天还是没有人通知他们去开会。

第三天了，焦力人和那个党委书记坐不住了，上办公厅问。

办公厅的同志热情而又客气地说：“余部长说了，让你们俩好好休息休息。”

“不是说有紧急会议要开吗？怎么让我们天天闲着呀？”那个党委书记莫名其妙地问。

办公厅的同志笑笑，摇摇头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可余部长是这样向我们交代的，他特意说让你们来北京后好好休息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