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女看看陈香，觉得自己白在外国留学了，还不如陈香长进快。从此消停，再不提她那本书的事了，在家呆了一阵就开始上班了。下班回来只要有时间她就守着娜娜，书主看见她就想起京之当年也是这么带着红女过日子的。书主嘱咐陈香给红女开小灶，让她吃好的，恢复身体。红君和向堂在工作的部门里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了，红月上中学了，婴是小学生统一队中队长，娜娜是跳皮筋儿的冠军。孩子们都不提爷爷奶奶的事，不是故意不提，而是根本没觉得有什么爷爷奶奶。

谁要是一问他们老家在哪儿，他们都说是京都。

陈香惟一担心的是婴，她靠吃药变成了个好孩子，要是不吃药了就可能还会抓人和胡说。但好在是统一旨义的国家，有国家医疗，药物应有尽有，可以吃一辈子不花钱。

大岛没了，继家的故事在继续，大岛的故事就断了。

尾

声

在公元四千年的世纪末时，美国洛杉矶地区，突然冒出个猪龟家族来，声称他们知道所有大岛的秘密，甚至知道大岛现在的地址。在华人报纸上有一条猪龟家族发的消息说，只要有出版社出大价钱，他们就能说出继天尸体的下落，杀继书开的凶手是谁，继成和秀儿的现况，及去大岛的路线图！可是那时候大家又忙着等另一个大星星来砸地球，连作家都懒得说大岛这个话题了，也没有想去大岛旅游的主意，更没有出版社对大岛的生死感兴趣了！

一九九七年三月五日凌晨两点初稿完成于纽约曼哈顿三十街

一九九八年七月修改

一九九九年一月再修改

一九九九年七月完稿于纽约曼哈顿三十八街

跋

这本书写的是未来人，但启发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是我爸爸。我爸爸是位老共产党员，他入党那会儿，并无利可得，只是为了信仰。他们死了无数人，把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变成了社会主义，使我们这一代以为中国真是在世界中心。可等我长大了，又偏要出国去体验资本主义。爸爸对之很气愤。出国前，我和爸爸在信仰问题上大吵一场，结果是他沉默地走开了。后来我在国外几年没回去，但心里只要一想到和爸爸的那次争吵就内疚。一个人出生入死只为了一种信仰活着，到老了，被爱女质疑，等于是被钉了十字架。对于我爸爸来说，他的信仰是世上最崇高的，尽管他这辈子进了无数次自己人的监狱，他还是每次出狱都要感谢党。他以前坐牢我没见过，但最后一次是在我少年时期，因为“文革”，他一坐坐了八年牢，出狱时我去接他，他一出来就含着眼泪喊“毛主席万岁”。他的精神可与耶稣媲美，耶稣说：“不可试探你的神。”

1990年我在前苏联演出的时候，和一位老者说起我想跟爸爸道歉，但一直没机会。他说你要想说就快说，老年人都活不长。我回到英国，梦见爸爸不行了，醒来就赶快给家里打电话，问爸爸的情况。姐姐说爸爸还好，就是住院了。其实那时我爸爸已经死了，但是家里不愿让我知道，怕我在国外太伤心，又怕我回国后就出不来了，因为当年像我这种家庭的子女出国要得中央组织部批准才行。妈妈一直对我瞒着爸爸的死讯，我还是通过朋友转告才得知。从此，爸爸的魂儿就跟着我出了国，那一年他成了我惟一知己。在那个期间，我的举止半疯，自言自语，哭笑无常，身上鬼气愈冒愈大，身边鬼魂们愈聚愈多，似乎爸爸把他的老同志们都召来了在我这儿开会，耳边一天到晚听到各种呻吟尖叫，长吁短叹，震颤起伏，有交响诗之感，但交响诗于我来说绝对代替不了《 聊斋 》。尽管身边革命英灵环绕，我倒并没有要记录历史的愿望，不像我妈妈似的，她也是为了伟大的信仰要写历史小说，以为尊重历史是拯救人类的办法。她写呀写，革命使徒一般，我们孩子们叫她“党棍”，就这么“因着信by faith（ 希伯来书第十二 ）”，她成了“发明”“利用小说反党”的先驱。我到底是一般人，惟一想做的是通过一本关于未来人物的小说间接地向我爸爸道歉，对他的在天之灵表示我对他们那一代最真诚的敬意。于是我写呀写，因为没有“信”，就精于瞎编。

此书开始起草时是1992年在美国爱荷华写作中心，因为是业余写作，直到1997年才把这本书的初稿写完。能这么拖拖拉拉地写完此书，还得感谢葛浩文先生，他是第一个对此书的支持者，并在百忙中译出了初稿的前几章。最后定稿前又因托王佳楠先生画插图，佳楠看过小说后提了些非常好的意见，在此也致谢。

记得写完初稿时是凌晨，我停下笔，对爸爸的魂儿说：“爸爸，我写完了，这本书虽然不是您的故事，可我是为您写的。”我说完就轻松得泡了个澡。没想到，等我再回到书桌前，看见爸爸从天堂上走下来，皱着眉头说：“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一套？专靠胡说八道谋生？”我说：“您再细看看，我这本书可跟您和您的同志们全无关系。要是世上人都是看了一本书就往自己头上揽故事，那党就得整天忙着判‘文字’案了。历史乱就乱在您这种读者身上，把史书当真事，把小说也当真事。”爸爸说：“住嘴，小娃子不得无礼。你不是要在书里给我道歉吗？在哪儿呢？”我打开书，找了半天。

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