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一向做事光明磊落，问心无愧，自信共产党不会与自己过不去。她既未变卖财产，也未加入逃亡队伍，一心稳坐家中，静观世态。

其实提到共产党，外婆也并非全无概念。虽说这一带自民国以来一直为国府治下，但有关“红匪”的踪迹，众人也时有耳闻目睹。

最早的一次，追溯到几十年前。与外公的老宅相邻的何家湾，出了个著名“红匪”。何家世代书香门第，外公常羡慕那家人丁兴旺，子弟几个均先后留洋，光耀门庭，为乡里赞叹。何家二少爷生得一表人材，在上海读大学时，曾给家中捎书一封，言称要干自己的大事去了，嘱父母不必牵挂。谁想他竟是造反，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初时，何老太爷引以为耻，对此缄口不提，有乡人问及二少爷，也只推说仍在读书，搪塞了事。未曾想不出两年，国军重兵围剿声势愈来愈大的江西“苏维埃”，年仅二十四岁的何家二少爷已升任师长，却在率领红军抗击时于战场上丧命。

国统区报纸欢庆胜利，登载了一连串被击毙的“红匪头目”名单。消息传至何家湾，高墙深宅内哭声震天，始为外闻。

数年之后，约是民国二十四年春上，一股北上的红军进入陕南的崇山峻岭，天翻地覆地搞起了革命。

某日，风闻红军要来攻打古城，外公外婆带领全家大小仓皇躲入城中。红军撤离后，他们回到乡间老宅，见仓库中所存粮米已被分放一空。乡人中有年轻力壮者十数人，也尾随开拔的红军队伍弃家出走。外公看着被洗劫一空的仓房，痛心疾首，仰天长叹。外婆是初一十五吃斋拜佛的，想得开，安慰他道，这开仓济贫，也算是积德行善之举，倒不必为此烦恼。

接下来，抗日时期一次关于“红匪”的传闻，至今想起仍令外婆心惊肉跳。

邻居一个刘姓破落户人家的女儿，在女师读书时演文明戏，唱救亡歌，出尽风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却突然间不知去向。消失了两年后，刘家女子一日忽重返小城，行踪神秘地往来于大街小巷间，做些不知是何名堂的举动。有人私下传说，这小女子是在延安受了训，来和政府捣乱的。

须臾，小女子忽又无了踪迹。刘家寡母四下打探，皆无音讯。直到一日清晨，寡母出门，见院门外阶下隆起一方新土，似有人在此翻弄过。疑惑中叫人掘开，几锨下去，挖出一个麻袋，打开来，便见血淋淋被肢解的尸体碎块！寡母一声惨叫，当场晕厥。消息传开，有说是县党部所为，听说经拷打审讯，女子死不认罪，便被拉到荒郊野外悄悄残害了。

外婆对刘家寡母充满同情，对世道人心的复杂更是心惊。“即便是犯下了什么罪，也不该遭到如此残忍的对待，弄死后不给人家留个全尸，还去恐吓人家的老母亲！作孽啊！”

三十年河东转河西。东方不亮西方亮。昔日被围追杀戮的“红匪”，如今以胜利者姿态凯旋。

收到雯的信后，外婆又给远在外地的儿子及长女传书。

棠的回信来自汉江下游的通商大埠武昌，轻描淡写，举重若轻：“一贫如洗，两袖清风，则烦恼全无。”

外婆看后叹气，“说大话最易。这些年，唯有他花起银子似水淌。”

接踵而至的是琴的反应，来自秦岭北麓的古都长安城。除了婉劝外婆配合政府之外，信尾顺便提及，她所任教的中学校长，介绍她认识了一个在省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干部，男方正催促她早日完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