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国防”，那个鼻梁上长着几粒雀斑，梳着两条细细的小辫子，和我同样矮小，与我并肩坐在第一排的女孩。因她爸爸是位老红军，所以她们兄弟姐妹五个的名字便依次叫做：南下、解放、三反、建设、国防。

“国防”骄傲地宣称，她爸爸每月工资二百多元，她妈妈也挣九十元整。可是，她却伙同班上一位财政司长的女儿，一次次背着我，偷偷地从我的纯蓝墨水瓶中灌满她们的自来水笔。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我的墨水瓶总是很快就变空了。当我终于发现这两位同学损人利己的举动时，那个面红耳赤、羞愧难当的人，却是我。因为我不知该如何面对人们不诚实的品行。

多年后思及此事，我方有所悟。“国防”们当然不缺买墨水的钱。恐怕只是因为她们腻烦了寄宿生活的单调和无聊，要尝试一下偷窃所带来的刺激罢了。

莎莎不同。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孩，喜欢瞪大眼睛，聚精会神地听我一个接一个地讲故事。而当我要她也讲一个时，她却道出了家中的秘密。

莎莎的母亲是科学院某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六个子女中，莎莎最小。在她还不记事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

“我妈说，我爸爸原来是个厂长，犯了错误，所以她必须离婚。”莎莎提起往事，口气很平淡。她只知道爸爸不在北京。

母亲再婚的对象，是位比她年轻许多的工人。莎莎与继父的关系，不很融洽。所以，她和我一样，总是在星期日的晚上比别的孩子们提前从家返回学校。

女生宿舍楼中，除了一位值夜的老阿姨，就只有我们俩的身影，偌大的校园显得格外冷清。因为没有旁人干扰，我们常常会聊得很晚，直至入梦。

一晚熄灯后躺在床上，莎莎突然从被子里爬起身，说：“今天，我见到我爸爸了。”她的眼睛，在窗口泻入的柔和的月光下闪闪发亮。

“我在家门口的小商店里买铅笔的时候，有个人朝我走过来，他拉着我的手，叫我的名字，问我在学校的生活怎么样，学习好不好，还问我喜欢吃什么，接着，他带我去了东安市场，给我买了很多好吃的。”说着，她从枕头下面掏出了一个手绢包，打开，取出一个裹着玻璃纸的果丹皮、两块儿酥糖、几个杏干儿，递到我手中。

“我们在一起，待了大概两个小时。后来他走了，我回到家，没敢告诉妈妈，因为我怕她生气。你说，我是不是应当告诉我妈妈呢？……”

“你见过你爸爸吗？他长得是什么样子？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是你爸爸呢？”我想象着莎莎被一只温暖的大手牵着，站在五光十色的商店橱窗前兴奋又有点怯懦地，指指这个，指指那个。我心里好生羡慕。

“小时候见没见过爸爸，我也记不清了。那个人的个子很高……穿着一身蓝衣服，戴着帽子。他的样子，我说不出来……可是我心里觉着，他肯定是我爸爸……”

那晚，莎莎不停地问我，这件特殊的事情，该不该让她妈妈知道。而我则沉浸在莫名的惆怅里，久久无法入睡，脑中交叉跳跃着各种毫无逻辑的景象。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六，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稍稍改变一下延续了几年的回家方式。

妈妈每个星期给我三角六分钱，正好是从家里到学校往返一次的车费。在妈妈的严厉管教下，我一直是个听话的孩子，不敢违背半点儿她的意志。可我已经上三年级了，有了冒险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