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那里的评弹团好像是解散了的。姓严的女人不知道在哪里上班，我有时候看到她提一只布兜匆匆忙忙地从街上走过，沿途用她清亮的声音和一些人打招呼，心里便暗想，她在书场里说评弹时什么样子，搭档是谁？她会不会唱那个余红仙的“我失骄杨君失柳”？当然我无从知道关于她作为评弹艺人的任何细节。我知道许多吃艺术饭的人都要吊嗓子，她却不吊，那么好的嗓子全浪费在与女邻居谈论阳光和被子上了。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有点可惜？我也不能去问她，她就那么在家门口晒这晒那，在街上走来走去。过了好几年，我们城市的评弹团恢复演出了，市中心的书场门口经常贴出演出海报，还有演员的名字，我路过那里时不免要留意严某某这个名字，但是节目换了一档又一档，我从来就没有找到敏儿他妈妈的名字。我问我母亲，不是说敏儿他妈妈说评弹有点名气吗，怎么不见她演出？我母亲也不知究竟，光是推测说敏儿他妈妈大概离开评弹团了。

评弹后来在我们那里是老调重弹，不光是书场里，广播喇叭里，甚至在一些茶馆里，都有有名或者无名的艺人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说，嗯嗯呀呀地唱，姓严的女人却缺席，她一直留在自己家里。奇怪的是后来她不再忙于晒这晒那的了，我有一次看见她披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站在门口，指挥她丈夫收一匾萝卜干。她丈夫无法把竹匾顺利地搬进狭小的门洞，她婆婆在一边颤颤巍巍地帮忙，帮的是倒忙，萝卜干纷纷地掉在了地上。让我奇怪的是姓严的女人对此的反应，她一反常态，柳眉斜竖，用她依然清脆的嗓音说，笨煞哉，笨煞哉！我不来，你们搬点萝卜干都搬不来！

让姓严的女人生气的其实不是萝卜干，是她的病。我后来知道她不出来晒被子是因为得了病，乳腺癌。听说她的一只乳房被医生拿掉了。她的歌唱般的声音因此也被什么取走了。邻居们在街上拉住她儿子，就是那个叫敏儿的青年问，你妈妈的病怎么样了？敏儿头一拧，说，她生病，关你什么屁事？邻居们都吐舌头，说，严某某那么好的女人，怎么生了这么个儿子出来。

再后来姓严的女人就去世了。她的摄于六十年代的照片作为遗像挂在白布上，着了色，很美很妩媚，嘴角眼里都是满满的笑意。我们那儿的殡葬是公开的，大家都去吊唁，看见死者的丈夫、婆婆还有她的不听话的儿子都在哭，怎么会不哭呢，这户人家的顶梁柱没有了；邻居们也哭，怎么不哭？以后不会有人用那么美妙的声音与你谈论家务事儿女事了。

坦率地说在她的灵床边我好奇多于悲伤，我心有旁骛，寻找着这个女人艺术生涯的实证。我在高高的雪白的山墙上发现一只琵琶，那只琵琶静静地挂在那儿，似乎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在充斥着悲声哀诉的葬礼上，琵琶被所有人遗忘了，我想应该有人想到把它放在死者的身边，但是这样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是觉得这个女人的一半生活在我们街上，生活在琐碎的生活中，另一半却是逃逸的，逃到哪里去了呢？也许是在哪家书场的台子上，罩着一层灰尘，需要我想象的就是那另一半，包括她怀抱琵琶的样子，包括她的唱腔是哪个流派――我从来就没有听过她的评弹。我想让我去想象这件事有点荒诞，她既然是说评弹的，她既然就住在我们家的附近，我为什么从未听过她说评弹的声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