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城，张作霖一点也没有感到陌生，他仿佛是又回到了当年的马车房。

新民府谁是老大，或者说，谁是马车房的老板？

这还用说，当然是知府增韫。

好好捉摸一下，老大究竟会重用什么样的人。银子，那是必须进贡的，从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别看知府大人满口子乎者也，整天一本正经，关上门跟你我又有何区别。

除了需要“馈以金钱”外，会做人也很重要。

在增老大面前，自然得低眉顺眼，做出一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模样，就是对待围在增韫身边的那些“有身份的人”，也得小心应付，以便此辈在领导面前只说自己好话，不说坏话。

至于做事，那更不用知府操半点心。增韫没想到的，他想到了，增韫不高兴去做的，他去做，总之，把什么坏处都给你摆平，把什么好处都留给你，还愁什么。

增韫一点不愁，一个人做他的逍遥官去了，而新民府的军政实权，则悄悄地转移到了张作霖手里。

不久之后，老张的谋略在对外领域也得到了初步演练。

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打了起来。打就打吧，还非得在中国的东北地面上打。清廷既不敢不让打，又不敢让这些人滚出去打，只好划个界出来：辽河以东是战区，以西是中立区，战区可以打，中立区不可以打。

然而在自己无任何实力作基础的情况下，规定又能顶什么用，作战双方都不遵守规矩，他们高兴打到东就东，西就西。

这下子，又乱了。

其时老张虽说有一个营，却是保安和胡子升上来的一个营，武器好多还是土枪土炮，要想“赶走侵略者”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过他这时候就已经悟出来了，对付这些洋鬼子还得用上当小伙计时学到的那点本事。

他把自己的人马一分为二，一部维持当地治安，一部跟着自己在日俄两国军队中间混事。

“我有心，背靠大树好乘凉”——

我给你们说啊，我是没什么原则立场的，谁厉害，谁给我好东东，我就帮谁！

一开始，俄国鬼子来势汹汹，兵强马壮。那好，我帮你，不过得给我枪给我炮先，还有钱。

老毛子正是用人之时，手一甩，枪啊炮啊钱啊立马就扔了过来。

老张飞快地接在手上，然后大叫一声：冲啊！

却是动口不动手，出工不出力，基本上还是看着俄国鬼子往前冲。

当然了，这样也不是一点风险没有。转眼之间，战场风云突变，日本鬼子又得势了。很不幸，在俄国佬打败仗的时候，老张虽然窝在后面，却也没能跑得赢，竟然被逮住了。可是他还另有一招，那就是“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你们不能打死我！为什么呢？我没有血债啊。其实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大家同文同种，我会真的帮红头发蓝眼睛的俄国老外吗？不可能的事。这样，我再帮你们打他们。条件是你要先给我枪给我炮，还有钱……

日俄战争结束，老张的部队经过俄日轮番“武装”，既有俄国炮弹，又有日式枪械，数量也从一个营发展到了三个营，与战前已不可同日而语，而新民府地方也未受到大的损害。

这就是标标准准的政绩啊。还犹豫什么，提拔，立即提拔。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地方要员换了一茬，盛京将军和新民府知府都另易他人，可老张却始终还是“铁打的兵”。

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出自于汉八旗，不是增祺那样纯草包型的满族旗人。赵将军此前曾做过户部尚书，官声很好，一到任后就看出张作霖这小子有出息，遂将他升为统带（团长）。

按照《水浒传》的固定套路，宋江被招安并加官后，那是铁定要去招呼方腊的。如今成了官军的老张概莫能外。

群胡不除，如新民府何？

黑山原先有三个山大王，老张自己从良了不说，剩下来的就是王兰亭和杜立山，如果不把这两座大山搬掉，所谓剿胡只是一句空话。

能够并峙而立，本身就说明在胡子这一行，王杜二人在业务水平上并不逊色于老张，所以如果面对面的较起真来，特别是在两人联手对老张的情况下，后者还不一定能占到多少便宜。

想来想去，老张决定按照先难后易的方针，从最厉害的杜立山着手。他采取的相应策略是先稳住王，再搞掉杜，然后腾出手来反制王。

要想稳住王兰亭，就必须有人穿针引线，从中说合。这些胡子身边无一例外都有一“军师”跟着，没事的时候摆摆威风，有事的时候出出主意。所谓的“军师”，一般都是黑山境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不是前秀才，就是前举人。

老张通过“军师”，成功地做到了至少在表面上与王“过从甚密”。

接下来，他如法炮制，拜黑山秀才杜泮林为义父。这杜绊林虽不是“军师”，但和两座“大山”关系都很密切。由他出面给杜立山送去请帖，邀其赴宴。

论实力，杜立山是黑山最厉害的胡子。由于仇家众多，他轻易是不出去吃饭的，可是看到邀请的人是杜泮林，想想这老头没有什么理由要害他，便一头钻到笼子里来了。

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对待“本是同根生”也是丝毫不留情面的，酒席宴前就掏出知府的逮捕令，把人抓住并立即干掉。杜泮林始知上了老张的当，然而追悔已迟。

杜立山一完蛋，王兰亭唇亡齿寒，走在半路上就被人给修理掉了。至于凶手是谁，谁也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