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就等于说，如果他们日本“支持”了，“呆在北京”就不成问题。

张作霖毫不客气地挡了回去：如果我打不过北伐军，到时再退回关外也不迟，我不是还有东北老家可呆吗。

芳泽突然冒出一句：你怎么知道就一定能回去呢？！

这话听着不是味儿啊，老张很不高兴：我怎么就回不去了？东北是我家，咱老张高兴出来走走就走走，高兴回去就回去，谁能拦得了我？

芳泽想着用什么话才能把这老头子给将住，随即便想到了“济案”（即“济南惨案”）。在这一事件中，中方固然损失巨大，死了3千多人，但用日本人的眼光来看，他们也很惨：军队战死200多人，日侨也挂了十几个。自南方政府发起北伐以来，好几个列强国家都已触过霉头，也有伤亡，可全加起来也没超过上面这个数字。

当兵的战死沙场应属正常，让芳泽耿耿于怀的是那十几个日侨，他要求张作霖为此负责，因为据他说，“凶手”是曾驻守济南的张宗昌。

不说这个，老张还能耐住性子。一提起“凶手”，他马上压不住火了。

什么东西，杀了我们那么多老百姓眼睛眨都不带眨一下，死了几个日侨就鬼哭狼嚎，到我这报丧来了。

好个老张，当即把手中的旱烟袋往地上狠狠一摔，只听“啪嗒”一声，翡翠嘴的烟袋成了两半。

这种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让谁负责，就凭你一张嘴皮子上下翻一翻？

我身上不就这么一副臭皮囊吗？不要了行不行，再怎样也不能做让后世子孙抬不起头来的事！

说完张作霖就怒气冲冲地扔下芳泽一个人走掉了。

芳泽哪见过这阵势，没吓住老张，自己反被对方的气势给吓住了，只好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18日，即两人夜谈的第二天，鉴于张作霖的“无动于衷”，“忍无可忍”的日本政府发出了一份觉书，一式两份，中国南北政府各有一份。

这份觉书从内容上看就是一张最后通牒，告诉双方：你们在平津打仗，只要碰到“满洲”的一点皮毛，我就要采取军事行动了（“采适宜而有效之措置”）。

这一手并没能威吓?张作霖，不过老张也意识到他再也不能呆在北京了，必须赶紧把部队拉回东北，这样才有牌和日本人继续打下去。

5月2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对日本觉书作出答复：东三省和京津都是中国的领土，别拿我们的主权不当主权。你们上次在济南已经犯了规，希望以后自觉点（“主权所在，不容漠视”）。

当天，张作霖还接见了日本记者团。自从入关以来，他一直保持低调，从未见过任何记者，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面对着日本记者，老张出语掷地有声：我现在有“莫大之觉悟与决心”，对于东三省的治安，本人负“全责任”，这是不容质疑的，“余敢为诸君再三断言之”。

当然，老张的太极功，从来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把门完全堵死的事情他不干。

当芳泽再次密访，逼问张作霖此举的真实意图时，老张看上去一副可怜样：我发那个声明，说那些话，都是没办法，舆论盯得很紧啊。

芳泽这回倒没被他晃过去，马上掏出一份新的文件，那上面都是奉外务省之命刚刚提出的几项书面要求：光说不练假把使，看看这几个条件吧，你有诚心就签一下。

签签签，这次我一定签。

老张一脸真诚状，郑重其事地就把文件收下来了。

看到对方态度发生软化，芳泽总算是松了口气。Yeah，一切搞定。

回去后，他就急不可耐地发电报给外务省和参谋本部，让这两个部门注意查收，千万不要漏掉张作霖发来的文件。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他。

外交战线，又是跟张作霖这样让人头疼的角色打交道，要想干出点成绩，真的不容易啊。

可是一连几天，无论哪个部门都没有通知他。追过去问，对方也奇怪，哪有你说的那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