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搞定内部。

老蒋在国民党内部一商量，说准备正式和张学良商定改旗易帜。没想到四巨头里面，冯头和阎头都不同意。

就光换个旗，改个名称就算啦？！地盘还是人家的，什么实际好处也没有，这怎么行呢。就应该继续进军，把东三省全都夺过来。

这两人说了半天，就没离开过地盘两个字，摆明了就是乘自己靠得近，又是北方部队，得陇望蜀，想在瓜分华北后再把东北顺手捞过去。

老蒋连华北都没能真正控制得住，东北更是鞭长莫及，因此对夺人地盘一说兴趣没有那么浓厚。

尽管如此，工作还是要做的。开了几个会，说了一大通道理后，大家总算统一了思想，同意用改旗易帜来解决东北问题。

与老蒋相比，张学良这边更难。

最有意见的是跟老张打江山出来的那帮人。一听就不同意。

什么叫合资上市他们不懂，只知道老张带着他们辛辛苦苦办的企业要被别人合并了，这可是他们当年一块砖头一块砖头砌出来的，就这么没了？

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没少骂：败家子一个！

以张作相为首的老派人物主张：东北只需保境安民，并且“善处东邻”（日本），至于关内发生什么事咱们别去管它。

不过这帮老头子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好糊弄的，几句话就能把他们给“将死”：你们说不易帜，那试问北伐军来了，谁能出去挡一把？

老头子们面面相觑，都傻眼了，论指挥打仗，还是当胡子时候的那点本事，怎么干得过气势如虹的北伐联军。

见大家都不吱声了，再晓之以理就容易多了：想当年老爷子那么强悍，还不是退到关外来了，现在人家已经打到家门口，我们要是再退，就只能到大海上做渔民去了。

再继续忽悠：所谓易帜嘛，其实只是换个旗，把原来东北的旗，改挂成南京的旗，重新装修个门面，挂个新招牌，看上去是联营了，其实里面经营照旧。

听到原来是换汤不换药，老头们都不吵吵回家了。

接下来的就不那么好骗了。此人就是杨宇霆。

杨宇霆之所以要反对易帜，从根子上说，主要还是出于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要为主子守住江山。

这种“忠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渊源的。这里所谓的“君”并不一定是指皇帝或中央政府，也可以指地方长官。

民国史学大家吕思勉曾指出，汉代郡守里的大小公务员们，就是尊太守为君的。在他们眼里，郡机关就是自己可以倚赖的朝廷，所谓“有事为之尽忠，死则为之持服（即守孝）”是也。这跟日本幕府时代，属下武士只知有幕府将军而不知有天皇，颇为类似。

到三国时代，中央政府土崩瓦解，威信扫地，忠于“主公”的思想达到了巅峰。诸葛孔明、关二爷口口声声都要“兴复汉室”，其实“汉室”的末代皇帝汉献帝压根就没能沾着他们什么光，他们忠来忠去，忠的还是自己的主公——刘皇叔。

最有意思的是，《三国演义》走红到现在，从来也没谁觉得这二位不忠于汉献帝却忠于刘备就不算“忠”了。

当年张作霖在世时，杨宇霆最得信任，据说连私人印章都是交托给他保管的，而杨本人也素有愚忠思想。当然，他“忠”的是老张家以及他们打下的这座江山，而不是国民党或南京政府。

与只知道说易帜不好，却糊里糊涂提不出任何办法的老派人物相比，东北军中“士官系”的代表人物杨宇霆更具韬略和政治眼光。

前面说过，杨宇霆是个军政全能的人。他和奉军悍将郭松龄相比，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是两人在军事指挥和部队训练上都有一套。不同点在于，郭为人过于冲动，最后什么事都没办成，自己死得很惨不算（“枪击，曝尸三日”），还差点连累了张同学和“讲武系”的其他师生。

同样是战绩等身的大将，杨宇霆则表现得能屈能伸，很懂权变之道，这种“讲政治”的风格在张作霖生前是最受欣赏的。

话说当年辫子军领袖张勋邀请奉军将领开会，杨宇霆和郭松龄都去了。会前议程没透风，开着开着张勋却说到搞复辟的那档子事上去了。杨郭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留辫子搞复辟对他们来说如同让死人还魂，是不可思议的事。

但两人临场表现却大相径庭：郭松龄马上起身退出。杨宇霆却坚持留下来，继续听姓张的在上面胡言乱语。因为他认为，听你讲是一码事，我是不是要跟着你做，那是另外一码事。彼此都留个面子，以后才好做事。

张作霖对杨宇霆此举颇为赞赏，认为有大局观，而对小郭的表现，只用了四个字形容：书生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