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间，田中内阁也在担惊受怕。

搞完“皇姑屯事件”后，关东军就一边歇着去了，擦屁股还得政府来。

得知国民党方面正在跟张学良秘密接触，田中又着急又恼火，赶快派人登门打招呼。

张学良就职前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三次拜访，要求张学良不要和“南方合作”或“轻与南方妥协”。

理由是南方政府一直标榜革命外交，吵着要单方面废除以前与各国签的那些条约（当然是不平等的），还要用武力收回租界，跟英美都曾闹得不愉快。

你说只是形式上的“合流”？那也不行。会导致东三省的“组织和内容”都走向“南方化”的，我们日本也签了条约，也有租界，肯定要倒霉的。

最后结论：你跟他们搞合作，就是跟我们对着干。

原先张学良已经和老蒋派来的代表谈妥，在北伐军不得进入东北以及把热河划归自己辖区的条件下进行东北易帜，连大喜日子都订好了，是7月底。

林久这么一发话，张学良不能不有所顾虑，加上内部还未能完全摆平，易帜的事就只好延缓下来。

这么拖着毕竟不是办法，为了摆脱困境，老蒋和张学良很有默契地唱起了双簧。

张学良首先把受人威胁的事捅给老蒋，后者随即约见南京政府驻日公使，抗议奉天领事馆干涉中国内政：我们自己人挂个旗而已，干卿何事。

田中没有想到南京政府会来这一手，赶紧分辨说，林久只是和张学良私下交交心，给两句忠告而已?绝不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这一下子就把林久的嘴给堵住了——你看看，我的压力也不小啊，南方政府抗议了都。你们外务省有本事应该跟南方政府扳手腕较劲去，别一天到晚没事来吓唬我。

接着，老蒋一声令下，宣布发动对热河的进攻。北伐军在进攻热河方面没有什么顾虑，因为日本眼下只能关注一个东北，于热河方面一时还插不上手。

张学良趁机对内部反对派们显示一下：你们看看，我说的吧，早点易帜早点易帜，多好的一热河啊，眼看着就没我们的份了。

跟着他还发一个通电，说我现在好难，不易帜不好，易帜也不好，好像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三省父老”）。

大家还在犹豫，这位老兄已经在做挂靴状了：实在没办法，我还是辞职吧。

没等众人劝阻，那边老蒋的“安慰电”飞也似地就来了：我不打热河了，有事好商量。

经过这么一折腾，支持易帜的意见开始占据上风。好了，都没想法了吧，那我们再翻翻老黄历，定个好日子：8月初。

田中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再派人去东北做“狼外婆”。

鉴于奉天领事馆已被指名道姓地抗议过了，同时也为了提高吓人指数，这回田中派的是关东厅长官林权助。

林权助到奉天后，四次与张学良进行密谈，明确要求东北当局采取观望态度，不要和南京国民政府“携手”。

如果我不听，就要易帜呢？

那对不起，我们要采取“自由行动”了。

在这几次谈话中，林权助甚至用到了“即使冒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亦在所不避”这样的措辞，且语气和态度从未有过的凶狠恶劣，这让张学良甚为难堪，不得不告诉对方：我和你们天皇一个年龄好不好，你知不知道……

喂，我好歹也是东北最高军政首领，说话能不能客气或稍微婉转一点？

张学良回到家后，仍气得要命，说日本人真是欺人太甚，我一定要易帜，偏要，就是以后死在青天白日旗下，也没关系。

话是这么说，但他没有办法真的不把林权助的威胁当回事。关东厅跟关东军司令部一政一军，原来都属于关东军系统的，林权助就差没让关东军直接跳出来大嚷：我们要“自由行动”！

易帜，只能又拖了下来。

再拖下去，胡子估计都要给拖白了，老蒋决定去找外援。

“济南惨案”发生后，老蒋除以欧美背景的王正廷替换黄郛外，还任命正在美国游历的伍朝枢为国民政府专使，专门负责和老美打交道。

伍朝枢何许人也？

他是民初外交家伍廷芳的公子。

伍老当年因为维护华工权益，敢于设计吓破墨西哥人的胆，大骂美国议员“不似人类”，却还被对方视为中国第一流人物，称得上中国外交界巨擘，连李鸿章都对他器重有加。到了儿子这里，也毫不逊色。孙中山生前就说过，中国有三个半精通英文的，其中一个就是伍朝枢。

通过伍朝枢在美国的运动，中美关系开始热络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