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我们的“美国梦”——父亲拿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我们三个姐妹也相继走进哈佛法学院、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捧回硕士和博士学位……

我姓“蔡”（Chua）——普通话的汉语拼音是“Cài”，我喜欢自己的姓氏。我的家乡在中国南方的福建省，一个盛产学者和科学家的地方。

明朝神宗年间，我父亲的家族里，有一位直系的先祖蔡武能在朝廷做天文学家，他同时也是个哲学家和诗人。1644年，当时的明朝正面临着满清入关的危境。因为技艺全面、学识渊博，武能被皇帝御封为朝廷的兵部重臣。家族中最珍视的传家之宝（事实上，也是我们唯一的祖传遗物），是由武能手书的长达2 000页的专著，该书阐述了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作《易经》。这本牛皮封面上写着一个“蔡”字的传家之宝，如今就醒目地摆放在我家起居室的咖啡桌上。

我所有的祖辈都出生于福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先后乘船前往菲律宾，据说那里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生活。

我姥爷原本是一位儒雅、慈祥的教书匠，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放下教鞭去卖大米。姥爷不信教，尤其不擅长经商。而姥姥是一位非常美丽而虔诚的佛教徒，尽管她所信奉的观音菩萨并不看重物质的享受，可她还是希望丈夫的生意更加红火、兴旺。

我爷爷经营鱼酱的生意，他是个好脾气的商人。和姥爷一样，既不信教，也无缘于经商。我精明能干的奶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做塑料制品的买卖（主要是为强生公司生产塑料容器）赚了许多钱，然后，她把盈余都换成了金条和钻石。变得富有之后，她在马尼拉最具声望的社区买了座华丽的豪宅。后来，奶奶和我的叔叔开始在火奴鲁鲁收藏蒂法尼玻璃制品（Tiffany glass）、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t）和布拉克斯（Braques）的画作，并在火奴鲁鲁拥有了独立产权的公寓。同时，他们皈依了新教，并在饭桌上用西式的叉子和汤勺代替了中式的筷子，活得越来越像美国人。

我母亲1936年出生于中国，与父母举家迁往菲律宾时，她才两岁。后来日本人占领了菲律宾。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她失去了尚在襁褓之中的小弟弟。我也绝不会忘记母亲曾经向我描述的那幅恐怖画面：一群日本兵抓住了舅舅，他们掐住他的脖子迫使他张大嘴巴，然后一边拼命地给他灌水，一边残忍地狞笑着，想要看看可怜的舅舅会不会像只充气过度的气球那样砰然爆炸。

1945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美国军队解放了菲律宾。

母亲清楚地记得美军吉普车驶过街头的情景，在士兵们向人群不停地抛掷火腿罐头时，当时还仅仅是个小女孩的她，追着军车一路上欢呼雀跃。

战争结束后，母亲到一所修道士开办的中学读书。在那里，她改信了天主教。后来，她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圣托马斯大学，并获得了化学工程学位。

我的父亲对移民美国总是充满向往。颇有数学天分、酷爱天文学和哲学的他，对在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生意场上周旋的家族生意深恶痛绝，本能地反抗家人为他作出的每个安排。甚至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拼命地寻找去美国的机会。后来，马萨诸塞州的麻省理工学院批准了他的入学申请，他终于“好梦成真”。

父亲在1961年正式向母亲求婚，同年的晚些时候，他们就双双来到波士顿。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地方正是美国的灵魂所在。他们用微薄的奖学金维持日常的开销，甚至无法负担冬季的取暖费。在他们初到波士顿的那两个冬天，常常要裹着毯子来保暖。可是不到两年，父亲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并在印第安纳州西拉斐特的普渡大学担任助教。

在美国中西部长大，我和三个妹妹时时感受到我们与别人的不同。

我们每天都要用保温盒将中式午餐带到学校，而我是多么渴望像其他同学那样吃到一块夹着腊肠的三明治！父母要求我们在家里说中国话，如果一不留神说漏了嘴，在言语间夹杂着一两个英语单词，立刻就会为此受到惩罚：用筷子打手板，而且是被狠狠地打。每天下午，我们都得演算数学、练习钢琴，父母从不允许我们到朋友家过夜。父亲每天晚上下班回到家，我都要恭恭敬敬地为他脱下皮鞋和袜子，递上拖鞋。

我们的成绩通知单一定要完美无缺—我们的朋友也许会因好几门功课得到“B”而获得家长的奖励，可我们哪怕是在全“A”中仅有一个“A–”，都会令父母感到难堪。记得八年级那年，我在一次历史考试中得了第二名，学生和家长都参加了颁奖仪式。有位同学因为全优的成绩获得基瓦尼斯奖，还在会上受到特别褒奖。颁奖仪式结束后，记得父亲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千万、千万不要再让我像这样丢脸了！”

我的朋友听到这个故事之后，他们通常以为我的童年恐怖无比，可这并不是事实。实际上，在这个让外人感到怪异的家庭里，我汲取了奋发向上的力量和信心。在刚开始步入美国社会的时候，我们完全就像一些局外人；但逐步地，我们融入了美国社会，成为美国人。

记得父亲每天晚上都工作到凌晨3点。他是那样的专注，甚至常常无法察觉我们走进了房间。我至今还记得他兴奋地向我们推荐墨西哥玉米面豆卷、邋遢乔辣汁肉末三明治①、奶品皇后等各种风味美食，以及可以敞开肚皮吃个够的自助餐，更别提那些带我们去坐雪橇、滑雪、捉螃蟹和野营的开心时光了。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个美国男孩嘲笑我将饭店的单词“restaurant”发成了“rest-OW-rant”，他一边做着鄙视的手势并模仿我的口音，一边狂笑不止。就在那一刻，我发誓要彻底摆脱我的中国口音。参加女童子军、玩呼啦圈、进行诗词竞赛、到公共图书馆看书、在“美国革命的女儿征文比赛”获奖，以及为父母加入美国籍而自豪的情形，都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至今都感觉历历在目。

1971年，父亲接到去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的聘书，于是，我们全家打点行装来到美国西部城市伯克利。在那里，父亲留长发，穿着带有“和平”印记的夹克衫。后来，他对收集葡萄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建造了一个能容纳上千瓶葡萄酒的酒窖。在他因自己的混沌理论而成为国际知名学者时，我们开始在世界各地旅行。我的高中二年级先后在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慕尼黑和瑞士的洛桑就读。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甚至把足迹留在了遥远的北极。

然而，我父亲仍然是个中国式的家长。

到了该选择并申请大学的时候，他坚持让我就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时我已经被这所大学录取），并且要住在家里。这就是说，我要面对一种全然没有校园生活的学习—这样的选择令我极其痛苦。我开始违抗父命，一如当年他对家庭的反叛。我伪造他的签字，悄悄地申请了我听人们谈及的一所位于东海岸的学校。当我公开自己的秘密行动，告诉父亲我已被哈佛大学录取时，他的反应真令我大跌眼镜——从大发雷霆逐渐转变成为女儿骄傲，他折腾了整整一宿。

尽管在女儿离家时会有一丝淡淡的哀伤在他心里挥之不去，但父亲后来享受到了很多的自豪时刻——我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他的二女儿美夏怀揣毕业证书走出耶鲁大学和耶鲁法学院；而他最开心的，是他的三女儿美文也上了哈佛大学，并在那儿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美国改变着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我4岁的时候，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你将来嫁人一定要嫁给华裔。嫁给非华裔男人？哼，只要我还在喘气儿，就绝对没门儿！”但是最后，我却嫁给了杰德，一个有着犹太血统的美国人。如今，我的丈夫和父亲居然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母对残疾人并无特别的同情心。即便是在今天，许多亚洲人也将身患残疾看做是令人羞愧之事。因此，在我最小的妹妹美音带着唐氏综合征①的先天残疾来到这个世界时，母亲经常为可怜的小女儿伤心落泪，一些亲戚也劝我们赶快把她送到菲律宾的慈善机构去。可母亲并没有这样做，她拜访了对残疾人进行特殊教育的老师，联络了不少拥有残疾孩子的父母。很快，她就开始不厌其烦地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美音一起玩拼图，并教她画画。当美音该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就教她读书，和她一起练习乘法口诀。如今，美音已在国际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项目上先后夺得过两枚金牌。

担心数千年灿烂的华夏文明在我这里不能得以延续，对没有嫁给中国人我似乎有那么一点点惋惜。但对我来说，更多的是对美国给我们提供的自由天地和机会心怀深深的感激。我的女儿生活在美国已不再有异国他乡之感（我有时候还会有），而对我来说，那丝淡淡的乡愁并不是一种负担，而更像是一种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