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哈佛法学院成绩优异，是因为我近乎发疯般的努力。我的文章甚至发表在竞争激烈的《哈佛法律评论》上。正是在那儿，我撞见了我未来的丈夫杰德—我当时的责任编辑。

与那些接近30岁的亚裔美国女性一样，我也曾经想过，要就母女关系这个主题，以我自己家族的故事为梗概，创作一部贯穿几代人的史诗般的小说。早在索菲娅出生之前，我在纽约为一家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时，这个想法就已经萌发了。

感谢上帝，我是个被命运眷顾的宠儿。因为时至今日，我生活中所作出的重大决定，皆为“歪打正着”。我在哈佛大学开始学习应用数学，是因为我认为这样做会讨好父母；而我后来放弃了它，却是因为我父亲眼睁睁地看着我被一个数学难题折磨了整整一个寒假，他说我这样下去会毁了自己的脑子，于是，把我从数字的游戏中拯救出来。可是我又机械地转向经济学，以为它大概比较像一门科学。我以“双职工家庭的通勤模式”为题撰写了自己的毕业论文，其间的枯燥乏味使得我干脆记不住我得出了怎样的结论。

我上哈佛法学院，主要是因为我不想进医学院。我在法学院成绩优异，是因为我近乎发疯般的努力。我的文章甚至发表在竞争激烈的《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上。正是在那儿，我遇见了我未来的丈夫

杰德—我当时的责任编辑。总是担心法律不是我真的要终生侍奉的天职，我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关心罪犯的权利，无论教授何时就此向我发问，我的脑子都像结了冰一样僵硬。我不是一个天生好质疑、爱提问的人，我只想记下教授讲述的一切内容，然后死记硬背。

毕业后我之所以到一家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是因为这样做无须费劲、顺理成章。由于不喜欢替人打官司，我选择了公司法律业务。我工作得很出色，我擅长与人打交道，了解客户的需求，并把它们变成法律的文件。然而，整整3年的公司生活，我感觉自己一直都披着那身滑稽的套装在装腔作势。我通宵达旦地和投资银行家一同起草法律文件，在人人都在为上亿万美元生意的细枝末节而心力交瘁、血脉贲张之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克制的冲动：只想调动我的五官做个对眼、鼓鼓腮帮子，再扮个鬼脸。

然而，杰德却十分热爱法律，这种差异真是让我相形见绌。

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公司并购的热潮风起云涌，杰德醉心于为法律事务所写辩护状、进行法律诉讼，并大获成功。后来，他在美国检察长办公室工作，起诉几个黑手党成员，同样是乐此不疲。他以极大的兴趣就“隐私权”的主题撰写了一篇文章，洋洋洒洒长达100页，而他竟一气呵成，并刊登在我们做学生时就曾合作过一把的《哈佛法律评论》（这本刊物几乎清一色地只发表教授撰写的文章）。

此后，耶鲁法学院院长邀请杰德去任教，尽管我是那么渴望像父亲那样在大学里工作，可是这个令人羡慕的殊荣还是首先落到了丈夫身上。在索菲娅出生之前，他就得到了耶鲁法学院终身教授的职务，这是杰德梦寐以求的工作。他也是该院教职员工中唯一一位资历最浅的教授，如金童一般，被一堆同样盯着教授之职的才华横溢的同僚们簇拥着。

我总以为自己是那种点子多多、想象力丰富的人，可是在杰德的同事面前，我的想法似乎一文不值。我们刚刚搬到纽黑文的时候，我正怀着索菲娅。杰德告诉几位在法学院任职的朋友，说我也“很想在法学院做个教授”。但是，当他们谈起我感兴趣的法律问题时，我却像个中风病人一样无法思考、难以开口，这令我感到万分沮丧。我强迫自己加入对话，却思维混乱、词不达意、言不由衷。

正当我决定要写一部史诗般的小说之时，不幸被杰德看到了我的手稿，他那副欲言又止、差点儿没笑出声来的滑稽模样好像在告诉我，我似乎不具备这样的才华。此外，还有马克辛?红?金斯顿①、艾米?谭②和张戎③，已然以她们创作的《女战士》（Woman Warrior：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和《鸿》（Wild Swans），成功地捷足先登。一开始，我备受打击、怨气十足，但是很快，我就有了重新定位自己的想法。考虑我攻读法律学的专长和移民家庭的背景，我打算在发展中国家的法律与种族的领域开辟属于自己的天地。而种族问题，是我无论何时何地都百说不厌的话题。那时候，亦很少有人研究法律和发展，而这恰好是我的专长。

幸运之星似乎就在头顶上闪亮。

索菲娅出生之后，我撰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私有化、国有化和种族特色，并发表在《哥伦比亚法律评论》（Columbia Law Review）上。有这篇力作垫底，我向全美各地的相关学校发出了法律教职的申请，并斗胆应耶鲁法学院聘任委员会的邀请前往面试。

在耶鲁大学看起来有几分恐怖的莫里（Mory’s）餐厅里，我与聘任委员会的教授共进午餐、边吃边聊。令我大为吃惊的是，两位教授借故提前离席，留下法学院院长在后面的两个小时里，与我就纽黑文市意大利风格的建筑海阔天空地好一通神侃。

我没有得到耶鲁全职的教师工作，这就是说，我把午餐面试搞砸了，被杰德所在的学校拒绝了。这可不太妙呀—它使我的社交活动变得有点儿尴尬。

不过，这也让我好好地轻松了一阵。索菲娅两岁的时候，杜克大学法学院给我发来聘书，我大喜过望，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并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