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写作学习方法，这里讲的又不局限于填词一道。《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林黛玉教香菱学近体诗，说：“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做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刘、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这样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那香菱照着办，很快作诗就上路了。鲁迅也说过，大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告诉着我们怎样写。所以“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话是不会过时的。

此外，对于从事美学和文学研究的人，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本训练。

文学研究尤其文学批评，欣赏仍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环节。就文学遗产而言，西方最发达的部类是再现型的戏剧小说，中国最发达的部类是表现型的古典诗词。美学家朱光潜、李泽厚等，不约而同地告诫文学青年，对西方文学要读它的戏剧小说，对中国文学要读古典诗词。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人将鉴赏与研究作了截然的划分：

原来鉴赏与研究之间，有一个绝深绝崭的鸿沟隔着。鉴赏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这首诗好，说那部小说是劣下的，说这句话说得如何的漂亮，说那一个字用得如何的新奇与恰当；也许第二个鉴赏者要整个地驳翻了他也难说。研究者却不能随随便便的说话；他要先经过严密的考察和研究，才能下一个定论，才能有一个意见。譬如有人说，《西游记》是丘处机做的，他便去找去考，终于找出关于丘处机的《西游记》乃是《长春真人西游记》，并不是叙说三藏取经，大圣闹天宫的《西游记》。那么这部《西游记》是谁做的呢？于是他便再进一步，在某书某书中找出许多旁证，证明这部《西游记》乃是吴承恩做的，于是再进一步，而研究吴承恩的时代，生平与他的思想及著作。于是乃下一个定论道：“今本《西游记》是某时的一个吴承恩做的。”这个定论便成了一个确切不移的定论。这便是研究！（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

此文所谓“研究”，实是狭义的一种，即考据，并不包含文学批评。作为文学研究，考据的目的在于提供准确可信的资料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如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研究。而由考据到批评，鉴赏实为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这其间并不存在“绝深绝崭的鸿沟”。为什么“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鲁迅《诗歌之敌》）呢？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并不能鉴赏，而用了对待科学的方法对待诗歌，等同于“一个植物学家”、“一个地质学家”“把文学当做一株树，一块矿石一样的研究的资料的”（均见郑振铎文）。

鉴赏力是文学研究者必备的一种功力，缺乏这种功力，甚而致有“文盲”之讥。“价值盲的一种象征是欠缺美感；对于文艺作品，全无欣赏能力。这种病症，我们依照色盲的例子，无妨唤做文盲。”“训诂音韵是顶有用、顶有趣的学问，就只怕学者们的头脑还是清朝朴学时期的遗物，以为此外更无学问，或者以为研究文学不过是文字或其他的考订。朴学者的霸道是可怕的。圣佩韦在《月曜论文新编》第六册里说，学会了语言，不能欣赏文学，而专做文字学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来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头，你一抬举她，她就想盖过了千金小姐。有多少丫头不想学花袭人呢？”（钱钟书《释文盲》）

那么，欣赏或鉴赏何以能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中间环节呢，根本一点在于，欣赏或鉴赏虽然带有很强的情感的因素，在这方面它近于创作；同时也并未排除知解和评判的成分，这一方面又近于批评。那么，考据、欣赏、批评三者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为了省词，这里先引用行家的话：

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的知识。历史的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本身。欣赏之前要有了解。了解是欣赏的准备，欣赏是了解的成熟。……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的知识却非常重要。例如要了解曹子建的《洛神赋》，就不能不知道他和甄后的关系；要欣赏陶渊明的《饮酒》诗，就不能不先考订原本中到底是“悠然望南山”还是“悠然见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