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在文艺上，苏东坡是一个天才，一个无所不通的人。古代笑话说，明代有个叫陆宅之的，“每语人曰：‘吾甚爱东坡。’或问曰：‘东坡有文、有赋、有诗、有字、有东坡巾，君所爱何居？’陆曰：‘吾甚爱一味东坡肉。’闻者大笑”（浮白斋主人《雅谑》）。其实陆宅之的话也不大错，因为苏东坡本人正是一个美食家。

其四，在事务上，苏东坡是一个实干家，一个政绩卓著的人。他一生中在京为官时间累计不过十年左右，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任职。他的为官生涯充满务实的精神，在处理实际事务中，他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办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兴利除弊的事，他在各地都重视兴修水利，组织过各类救灾和赈济工作。在从事公益事业和政绩卓著这一点上，李、杜都不能与苏东坡相比，他们固然是没有机会，不过，假使有了机会，是否有处理实际事务的才干和耐心，也还是未知数。总之，苏东坡的为人，既有极其实际的一面，又有非常超脱的一面；既有十分认真的一面，又有十分随和的一面，而在这种矛盾的统一中，表现出他不同寻常的魅力。

了解诗人的生平事迹，常能使读者体会到其诗作的味外味。因为你知道了东坡平生经历，乐观坚忍的禀性，及其所受禅宗思想的影响，所以你能充分玩味其诗词中表现的那一分性情与学养。“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望湖楼醉书》）这是熙宁五年（1072）在杭州所作。“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何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这是元丰二年（1079）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时所作。（按：梁代何逊、唐代张籍、北宋孟宾于皆做过水部郎官，诗人引以解嘲。）“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这是绍圣二年（1095）谪贬岭南所作。“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这是绍圣元年（1094）惠州所作。——钟声与春睡何关，而加关联，且曰“轻打”，恐惊梦，何等体贴人情。据说为了这首诗，他又付出过一定代价：时相“章子厚（惇）曰：‘苏子瞻尚尔快活’，乃贬昌化（海南）”。（王文诰《苏诗话》引《舆地广记》）“九死南中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这是元符三年（1100）渡琼州海峡时所作。读者仍然可以从中辨认出那个逆来顺受、乐观旷达的主人公的形象——这便是苏东坡。

“东坡自海外归，人问其迁谪艰苦。东坡曰：‘此骨相所招。小时入京师，有相者曰：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异日文章虽当知名，然有迁徙不测之祸。今悉符其语。’”（《瑞检堂暇录》）“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这是东坡总结一生遭际之作，纵有悲怆，终归平和。

“天下几人学杜甫，诗中定合爱陶潜。”（刘东父集东坡诗句）苏东坡一生得力于陶渊明处甚多。自从汉末天命观发生动摇，魏晋时代的个性觉醒，走出了旧的悖谬，却又陷入新的困境。从“十九首”到曹植、阮籍，诗中充满忧生之嗟，诗人在苦苦思索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但走不出人生的苦闷，严重的心态失衡困扰着曹植、阮籍乃至左思。陶渊明用他的实践和诗歌，第一次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答复，对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作出了肯定的答案。他从回归自然，参加劳动，享受亲情，从事创作中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并提出了他的社会政治理想，以内心的充实与贫乏动乱的现实相对立，找到了心理的平衡。“他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何等的自然。现在有钱的人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鲁迅《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及酒之关系》）

苏东坡知扬州时曾和陶《饮酒诗》二十首，贬谪岭南时又和《归园田居》八十九首。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云：“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假使我们深知诗人之性分，乃至知道其生平交游，有时便能读其诗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体会到诸多别趣。例如李白诗中有一首流传极广，艺术生命经久不衰的小诗——《赠汪伦》：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