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作诗填词，往往有特定的写作背景，涉及具体的人事关系，知与不知，对于理解欣赏，关系很大。此亦“知人”之重要一端。唐人孟棨有感于此：“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虽著于群书，盈厨溢阁，其间能事兴咏，尤能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于是采录传闻近是者，编为《本事诗》。所谓本事，也就是关于诗歌写作缘起的事实或故事。观孟棨所录本事，虽事出有因，但已有明显的加工痕迹，已近小说家言。尽管如此，由于时代较近，知人较真，唐诗人逸事，多赖以存，对于后人理解欣赏有关诗作有不少启发帮助，故为谈艺者所不废。

孟棨之后，作者蜂起，尤其宋代以下，众多诗话著作中，专辑诗人本事及包含有较多本事记载者，不可胜数，其中收罗较备较富者，如宋计有功《唐诗纪事》、魏庆之《诗人玉屑》及近人唐圭璋《宋词纪事》（先此有张宗 《词林纪事》）、王文才《元曲纪事》，均有助知人赏析，极可参考。

除却专书，其实大量零星本事是散见于史书传记、野史稗乘及诗人序跋之中的。读诗者能处处留意相关材料，必多获弋。如中唐诗人朱庆馀名作：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首诗写闺情，极富生活气息，诗中新娘婚后第一次拜见公婆前的忐忑不安的心理，被描绘得惟妙惟肖，其人如呼之欲出。但此诗原题为“近试上张水部”，就分明给我们暗示了作诗之本事——原来这是一首科举考试前的投献之作。因而其寓意也昭然若揭：“洞房昨夜停红烛”者，喜举进士（即被推荐到长安应试）也；“待晓堂前拜舅姑”者，将见主考大人也；“妆罢低声问夫婿”者，以所作诗文请教于名流也；“画眉深浅入时无”者，能否获主司之赏识也。这样，读者于赞美作者善写闺情之外，不是又别有一番会心么？倘若你能进而找出张水部（张籍）的答词：“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故沉吟。”（《酬朱庆馀》）两相参读，不是更为愉快吗？同样，如果我们能从《渡汉江》这个诗题，联想到宋之问身世，知道这乃是他从泷州贬所逃归，途经汉江时所作，其实也就发掘出一则本事。于是对“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心情，也会有更多的体贴同情。

知人论诗，往往有这样一个心理流程，即：赏诗——知人——赏诗。故善读诗者往往能从诗的关键字句悟到不见文字的作诗本事，穷追不舍，多方证明，从而纠正旧说之误，或考订出作品准确的写作时间。如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前人多据题中“南陵”（今安徽南陵）二字断定天宝元年李白游泰山后携子女南下，移家南陵，由此入京。但有人注意到“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所述为北方之景，“会稽愚妇轻买臣”所切为任城（今山东济宁）与刘氏决离之事，认为李白乃由鲁入京。于事实有所发明，则此诗读来尤觉有味。又如《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向来凑合“饯别”，结合“校书”讲者，总觉扦格难通。詹锳根据较早版本和别的旁证，判断此诗题应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正确地将“蓬莱文章建安骨”一句解作汉代诗文，而与校书郎职司无关。这就辨明此诗本事，是李白赠著名古文家李华，而不是送别李云的诗篇，一通百通，使得全诗读来句句落实，语气飞扬，绝无滞碍，更其赏心悦目。考据先于义理，知人有助赏诗，于此也可以得到佐证。

我国古代文学固然以抒情、表现类文体最发达，但与现代诗歌相比，古代诗歌却又往往具有较多的叙事、再现成分。这就是说，在再现类文学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以表现为特征的诗歌，其职司也就更加专一；而在再现类文学未获得充分发展时，诗歌反兼有再现的成分。现代诗歌中的人称可以失去具体的指称意义，如《天狗》中“飞奔”、“狂叫”的“我”，读者不会将它等同于郭沫若本人。而古代诗歌中的人称则不然，如《羌村》三首、《北征》、《春望》中的“我”，则完全是诗人自己。